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哲学史略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强盗肆无忌惮地侵入中国,与腐朽卖国的清朝封建统治者狼狈为奸,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广大人民在苦难中惊醒起来。正如马克思当时指出的:“鸦片不曾发生催眠作用,而倒发生了惊醒的作用。”“在中国,在这块活的顽石上,开始了革命酝酿。”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不断高涨,反对清王朝黑暗统治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鸦片战争后十年内,我国南北各省,汉、苗、回、壮、彝各族劳动人民,纷纷以捻党、白莲教、天地会、拜上帝会等作为组织形式,广泛发动了反清斗争,一八五一年,终于汇合成震撼全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的没落——再论近代进步思想家对“三大教条”的批判

封建经济思想“三大教条”(即“贵义贱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经济思想和基本国策。它是一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敌视和排斥商品货币经济的理论。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不仅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步起着巨大的压抑和窒息作用。虽然“三大教条”从它一开始形成起,就不断受到中国古代进步思想家的非议和批判(见拙著:《略论古代思想家对封建经济思想     

由农本而重商——封建社会的深刻经济危机

西方学者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展开过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国少数学者也就中国历史提出了对封建经济危机的见解。封建经济危机问题之所以广泛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是因为它关系到由封建社会经济形式如何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转变,正如英国学者R·H·希尔顿所说:“所谓危机就是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的历史的转折点”。大家知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否定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来之前,会出现社会变革浪潮的前锋,封建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浪潮前锋”。本文试图就中国14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察封建经济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由农本而重商——封建社会的深刻经济危机

西方学者就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进程,展开过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危机的讨论,中国少数学者也就中国历史提出了对封建经济危机的见解。封建经济危机问题之所以广泛地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是因为它关系到由封建社会经济形式如何向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转变,正如英国学者R·H·希尔顿所说:“所谓危机就是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的历史的转折点”。大家知道,“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否定不是突然发生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到来之前,会出现社会变革浪潮的前锋,封建经济危机就是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浪潮前锋”。本文试图就中国14世纪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考察封建经济危机在中国发生的具体情况。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论明清之际“复封建”旗号下的分权反专制思想

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提出的“复封建”论,冲破了传统王朝窠臼,超越传统“封建”与“郡县”的讨论,寓反君主集权专制思想于其中,而具有突破性的进步意义。同时代的英国即是以封建诸侯起而平衡君主权力,制定国会宪章,从而实现了制度创新转型。在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中国,以“复封建”来分权制衡专制君权不具可操作性,制度创新历史转型的出口在哪里则仍需探讨。意识形态政治泛化的“封建说”,脱离中国历史实际解释不了历史而没有学术价值,蕴藏于“封建”制下的明清分权反专制思想,则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     

霍尔顿“后封建”社会理论述评

霍尔顿首先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命题提出质疑，认为与其说１１至１４世纪的“封建”时代有因素对资本主义过渡发生作用，不如说公元１０００年前的“前封建”遗产更具意义。他重视的是所谓“后封建”时代（１５至１８世纪）的因素，认为只有后封建国家实行高度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又有土地所有者各阶层积极的进取态度，才能导致和完成资本主义的全面过渡。英国的成功自不必说，荷兰、西班牙、法国各有自身的缺陷，普鲁士则可视为后来的成功者     

对法家“法治主义”的再认识——兼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惟儒法两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大。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家的法治主张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其作用则更为突出。可以说法家的法治主张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的理论基础和奠基石。1.法治理论奠定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基础。秦代前的政治制度,尤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是以家族制代替氏族制而建立的,县有浓厚的天下一家的情调。这可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周树立封建制度,创建统一王国。以婚姻关系维系异姓国之情感,以宗法关系维系同姓国间亲密”。(陈顾选《中国法制史》)用“礼”“仁”来调节政治关     

董仲舒“天人感应”论批判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是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且用神秘的阴阳五行理论解释孔孟的学说,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这种“天人感应”论,就建立和巩固封建大一统来说,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当时起了进步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哲学思想本身是正确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极其荒谬的神学唯心论。而这种荒谬的东西,又为中国尔后一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柱,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极坏的作用。今天,当我们要彻底清除封建主义残余的时候,重新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以其独具特色的儒家化形式独立于世界法制史之林。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即是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深刻地渗入到封建法制体系中,并发挥重大作用,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是如何形成的？可以说,它既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关,更与封建统治者推行“独尊儒术”之策相联;而没有大一统专制集权制的长期稳定存在,没有中国封建社会特殊标准的选官制度,中国封建法制的儒家化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试比较中国“士”、日本“武士”和西方“骑士”

中国、日本和西方各国都经历了封建化的过程,各国经历封建化的时间、方式、规模虽不尽相同,但其推动封建化过程的动力,除了农奴、手工业者和商人外,就是中国的“士”、日本的“武士”和西方的“骑士”。他们在各自的政治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精彩的话剧,从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历史演进与伦理价值

中国在五千年文明赓续传承中因高度发达的礼仪文化而被誉为“礼仪之邦”,在近代以来的道德转型历史进程中,传统礼仪发生巨大变革。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礼仪制度在塑造伦理认同、推动思想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道德建设实践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科学指引,从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维度“扬弃”了封建礼仪糟粕,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推动建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     

论严复的政法思想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他处在封建思想的牢笼,运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批判中国封建的政治法律思想,分别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群己权界”“、黜伪而崇真,屈私以为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几个方面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建设作了深层思考,对中国的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突破口──从小说文本领悟现代作家对“家文化’的深长思索

中国现代作家在文学本文中演绎反对封建的历史性斗争时,借封建堡垒式的“家”的一角来洞察封建传统思想的大千世界,并以此为突破口,通过揭露“家文化”的虚伪与残酷性来揭露整个社会的黑暗腐朽,从而昭示于读者：中国要有根本命运的改变,中国人就必须进行精神和心理革命。     

中国古代“钦差”研究

本文从政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剖析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中特殊的权力角色──“钦差”的演变、特征、心态及其所起作用。作者指出，“钦差”作为皇权的代表。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起到常规政治体制难以起到的作用，但同时也给传统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带来严重的弊害。     

“封建”名实问题管见

近来，“封建”名实问题因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问世而成学界热门论题。为“封建”正名是必要的，不能因繁难而漠然置之；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学术探究任重道远，不能简单武断，是己非人；“地主宗法专制社会”一名与中国民主革命三大任务恰合，意味深远。     

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

本文主要通过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历史地分析来重新思考已被中国学术界广泛接受的这样一个概念:封建专制主义。一“封建”一词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它首先出现于《左传》,其本来意义是指西周封土建国的宗法分封制度。柳宗元曾写《封建论》一文,其对封建制的理解一如《左传》的本来意义。古人所说的“封建制度”在秦以后,就不复存在。今天人们所讲的“封建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是不是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对此 ,毛泽东早就作出过科学的论述。他指出 :帝国主义的入侵“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作用 ,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但更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本文根据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论述 ,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际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全面的阐述。     

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摧残

从林彪、“四人帮”的反面教育中,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虽然早已被人民所推翻,可是,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仍然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散发着尸臭。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除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统治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这一重要原因之外,还因为封建帝制覆灭之后,中国又长期地被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甲午战争前,中国经历过多次对外战争。战败的刺激,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提出和发展了学习西方长技以维护中国传统封建政制的思想主张,“中体西用”成为甲午以前的主要思想潮流。甲午一役的深创巨痛和强烈冲击,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真正觉醒,改变了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摒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中国思想界和民族意识才真正发生从古代传统向近代的转变。甲午以后10余年间兴起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目的都在于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制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造和重构。维新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继续艰苦探寻最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共和制道路的模式,并终于找到了这种模式,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甲午战争是开启这一漫长过程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