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散曲“对式”论的演变特征

元散曲的对仗无论从对仗在曲中的位置上,还是对式的花样上都翻新出奇、大胆创新。在这个意义上,对仗与散曲之尖新泼辣的基本文学精神可谓一脉相承。较早关于散曲对仗的总结是周德清的《中原音韵》,而成书于明初的《太和正音谱》,在此基础上更提出了七种对式名目,有合璧对、连璧对、鼎足对、燕逐飞花对等,分别给这些对仗形式冠以美好的名字。而后曲学领域关于散曲对仗的研究,都受到它的启发,又有所补充。     

全方位拓宽的元人散曲隔句对

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作词十法》说:“扇面对,《调笑令》第四句对第六句,第五句对第七句,《驻马听》起四句是也。”王力《汉语诗律学》论近体诗对仗时也说:“第一种是上一联出句和下一联出句相对,对句亦与对句相对。这种对仗叫做隔句对,《中原音韵》论曲时称为扇面对。”隔句对在近体诗中极为罕见,词中也不多。元人散曲继承了这种对仗后,进行了全方位的拓宽,数量大量增加,质量也极度提高,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景观。     

《阳春白雪》许注评略

“元人散曲,作者至多,其词清新俊逸,与唐诗宋词可以鼎足。”(《吴梅戏曲论文集》第137页)然散曲研究,起步既晚,诚不若杂剧倍受青睐,更遑论与唐诗宋词并重。之所以如此,要在资科匮乏。元之散曲选本,流传至今者仅有《乐府新编阳春白雪》、《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类聚名贤乐府群玉》四种而已,曲之别集而流传者亦仅有张可久、乔吉、张养浩、汤式四家,且后者已属明人。殆至今之治曲名家隋树森先生殚精竭虑编成《金元散曲》,读者始知元人小令竟存3853首,套数457套之多。是谓元人散曲之蔚然大观。然而作者意在“冀得元代散曲之全”,并无注释,一般读者仍难甚解。有鉴于此,不少学者亦曾尝试选注元人散曲,付梓问世者并非罕见。诸如《元人散曲选注》(王季思)、《元人散曲选》(羊春秋)、《元散曲选析》(傅正谷)、《西湖散曲选》(吴战垒)、《元人小令选》(卢润祥)、《元人小令二百首》(王瑛),亦各具特色。对     

妙心识曲 慧眼撷英──王毅《元散曲艺术论》评介

王毅《元散曲艺术论》是当前元代散曲研究又一可喜成果.这部专著从微观的角度论散曲艺术，以“深细”有别于他著，且呈现出从散点走向整合的研究趋向.本文从独到的学术见解、多样的研究方法和鲜明的时空定位几个方面对王毅这部新著作了评述.     

元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写照

有元一代,知识分子受到空前的打击与磨难,他们象被社会无情抛掉的弃儿。破碎的国土,破碎的家园,破碎的心灵使他们形成了特有的心境:躁动与不安,悲哀与痛苦,孤独与寂寞。“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胡侍:《真珠船》)。这里指的是元曲,而元曲可分为两部分,一为杂剧,一为散曲。王国维在评论元曲时说:“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宋元戏曲考》)但是元剧作家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其“娱人”的杂剧还需要点“高台教化”的效果。可是散曲就一无挂碍,随时发泄心中的郁闷与不平,它是元代知识分子心态的真实外化。因此我们要通过散曲对元代知识分子     

《全元散曲》中的酒散曲研究

元代散曲家与酒的关系密切。《全元散曲》反映了他们的沉醉的生活与巅峰体验。元代酒散曲中虽然存在着一种酒神的叛逆,但既借助于酒的物质消解,更辅之于庄、陶式的心理调试,从而使得悲剧意识得到稀释,是元代文人饮酒的主心态。     

苍天负我 我负苍天——评乔吉的叹世曲

乔吉(1280—1345)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以太原人寓居杭州。在散曲创作上他和张小山齐名,同为元代后期的散曲大家。乔吉的好友,元代戏曲家锺嗣成在《录鬼簿》中曾为乔吉立传。元末学者陶宗仪在《辍耕录》卷八曾记载了乔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世”的事实,並记录了乔吉著名的作曲理论“凤头、猪肚、豹尾”之说。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评论乔吉曲作曰:“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若天吴跨神鳌,噀沫子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李开先对朱权的评论则有新的补充。他说朱权之评词“此特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尽也。以予论之,蕴籍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     

《高祖还乡》的讽刺艺术

睢景臣,生平事迹不详。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大德七年,公自维扬来抗州,余与之识。自幼读书,以水沃面,双眸红赤,不能远视。心性聪明,酷嗜音律。”撰有杂剧三种,后人辑有《睢景臣词》,均不传。据近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存套曲三首,所写[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散套,是元代散曲中的优秀篇章。《录鬼簿》云:“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     

元代散曲对传统的叛离

元曲之所以能和唐诗、宋词并称,关键在于它的创新。元代散曲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其实质亦即对传统的叛离。元代散曲在思想内容上对传统的叛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离经叛道的思想。元代散曲否定了功名富贵。按照传统的观念,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家财万贯、福及子孙,是人生的最高理想。儒家虽也说隐居守贫,但有一定的条件:“无道则隐。”(《论语·泰伯》)而且     

论马致远的散曲

马致远是元代曲家中卓然一家,他不仅作有人称“元曲第一”的《汉宫秋》,而且散曲创作较杂剧更为丰富。分析研究他的散曲,有助于了解他的生平思想及其艺术创作特色,也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他的杂剧。一马致远的散曲,《全元散曲》收小令一百一十五首,套数十六篇,残套七篇,明抄《阳春白雪》尚有残存六篇套曲。这些散     

元代全真教《西游记》形成的文化背景——《西游记》创作史论纲之一

曾“西游”会见成吉思汗的元代全真教“掌教”丘处机去世后,由继任“掌教”主持,在北京彩绘《西游记》壁画,传播“老子化胡”论,导致“掌教”副手被捕。这是全真教小说《西游记》的“结胎”。在元代后来的佛道角力中,全真道士史志经在《玄风庆会图文》名下,形成全真教《西游记》初稿。它传入南方,获得文化沃土。在元代南方市井中,全真诗词汇编《鸣鹤余音》的流传;著名文人虞集为《西游记》另一种全真教草稿写序;道化剧和江南“书会”艺人对唐僧取经故事的改造;南北宗内丹理论的会流等,均展示了《西游记》形成与全真教关联甚密的侧面。     

深于情者 警世明鉴——读张养浩一组《山坡羊》怀古曲

张养浩,字希孟,别号云庄,又号齐东野人,山东济南人。他是元代一位既做高官而又关心民生疾苦的著名散曲作家。他的著名散曲集名叫《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是他中年辞官退休之后,以表现闲情,寻求自适为目的而写作的。他的散曲作品历来受到很高的评价。明代朱权在《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中评价一百八十七个元代曲家,说到张养浩的评语是:“张云     

多向发展的元人小令借对

借对的概念,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中论近体诗对仗时说得很明确:“有时候字在句中的意义对起来本不甚工,但那字另有一个意义却恰和并行句中相当的字成为颇工或极工的对仗。这就叫借对。”“另一种借对是借音。”“借音多见于颜色对。”后来他在《诗词格律》中论近体诗对仗时又说:“一个词有两个意义,诗人在诗中用的是甲义,但是同时借用它的乙义来与另一词相为对仗,这叫借对。”“有时候,不是借意义,而是借声音。借音     

试论元散曲的现实主义精神

散曲是继词以后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独具一格的一种抒情诗,它和诗词一样,“原是民间物”(鲁迅语),后来在元代文学史上,夺得了盟主的地位,成为当时最活跃、最有生命力的诗体。在元代九十多年间,涌现了大批作家和作品。《全元散曲》收录了二百一十二人(不包括无名氏)小令三千八百五十三首,套数四百五十七套(残曲在外),这比起四万八千多首唐诗、二万多首宋词来说,是为数不多的;但就元代仅有九十多年来说,却也不失一代文宗之誉。     

简论马致远的《东篱乐府》

马致远是元代有名的曲家,有曲状元之盛名,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四人以杂剧并称为“元曲四大家”.他的散曲,弁冕元代,独具风神,涵曲子论曲谓他的词如“朝阳鸣凤”“曲雅清丽”,有“振鬣长鸣,万马齐喑之意”.其散曲为元散曲作家中最丰富者之一.今存小令一百十五首,散套十六篇,残套数篇,近人辑之为《东篱乐府》.马致远生活的元代,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复杂、最尖锐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最痛苦的时代.元代统治者一方面实施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打入社会最底层.另一方面,又推行毁灭文化、打击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儒生贬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位,迫使汉族知识分子“沉抑下僚,志不获展”.马致远身处黑暗的时代,一生“仕途偃蹇,大猷未展”,终只能退隐山林,以诗酒自娱,以艺术来表现自己的人格及对人生的探索.“诗穷而后工”,坎坷的生活成就了马致远的艺术成就.然而沉溺在     

一部厚重质实的奠基之作——读孙小力的《杨维祯年谱》

随着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一向较为冷落的地带也不断被学者开拓、发掘。近年来,元代“文章巨公”杨维桢就越来越引起学者的重视,或就其“震荡凌厉”的铁崖体展开论述,如刘明今《论铁崖体》;或就其文论集中整理,如黄仁生《杨维桢的文学观》、乔光辉《杨...     

元代散曲中的少数民族创作

散曲继词而勃兴,最初流传于勾栏瓦舍,有街市小令之称。元人钟嗣成在《录鬼簿序》里就说散曲作家作品有别于“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认为作曲这件事会“得罪圣门”,并且不无自我解嘲地说:“吾党且唱哈唎,别与知味者道。”虽如此说,散曲作家成分并不单纯只是书会才人,酒楼学士,其中亦不乏达官显贵、才高名重之流。钟嗣成为后一种人涉猎曲坛解释,说“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型,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辞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从《录鬼簿》所收的一百五十多个作家来看,太多被视为“八娟九儒十丐”,里籍生平湮没无闻。这既与当时读书人的沦落境遇有关,而元代政权比较短暂,入明以后更添民族     

元散曲通论序

元散曲通论序李修生义山同志《元散曲通沦》书成，来信嘱我作序，希望“说一点跟元散曲和元散曲研究相关的内容”。这使我忆起我们相识的过程。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一九九０年二月石家在市举行的海峡两岸元曲学术讨论会期间，话题就是元散曲，主要是元散曲的审美特征和元代文...     

略论杨维祯的曲学思想

杨维祯是元末明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和散曲作家。他的曲学思想涉及戏剧功能论、曲体源流论、散曲风格论三大方面。他认为戏剧功能主要是“讽谏”,曲体源自《诗经》、《离骚》,再由古乐府演变而来。他提出了散曲中的“奇巧”风格,他的这些曲学思想由于有丰富的创作实践为基础,对明代的曲学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在元明之际的剧坛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为诗病“合掌”正名

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1版)一书中,对诗病“合掌”阐述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现从理论上探讨,为其正名,庶免误会。 王氏在《近体诗·对仗的讲究和避忌》一节中说:“所谓合掌,就是上一联的对仗方式和下一联的对仗方式完全相同,既然普通律诗只有中两联用对仗,那么,普通所谓合掌,就是指中两联而言的。”并且还指出:“合掌的毛病被诗人认为比失粘更为严重,所以他们极少违犯。”王氏只举出一首犯了所谓:“合掌”的诗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