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三教合一”思潮中的“心性”旨趣

明清之际的一些学人,曾非常尖锐地批评过王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已治人之实学”、以及“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风尚,他们很不喜欢晚明王学“禅学化”的空疏习气,甚至目之为招致亡国之祸根。但他们作为朱明王朝遗民,实际上却承袭了王学末流特有的“赤手以搏龙蛇”、“掀翻天地”的英雄“气骨”。这种“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殉道精神,据张君劢先生五十年代写的《比较中日阳明学》所说,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推进作用。由此使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置四海之困穷不言”的“心性之学”,为什么能派生出象泰州学派那样为“掀翻天地”、破除封建名教羁络而敢于“赤身担当”的主体精神?中西哲学中的“心性之学”是否都蕴涵有这样的旨趣?宋明儒佛道三教各家之言心言性,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终极关怀?这无疑都是应慎思明辨的重大问题。     

明初的三教合一思想

明初的社会情况和统治者的引导,使儒释道得以并立,共同为朱明统治服务。三教情况与元朝有所不同,明代以儒为主,而佛道辅之,且有相互圆融之势。三教合一的思想在明初帝王的言论和政策中表现比较明显,还体现在诸大臣的思想和实践中。是为明代三教合一之发端。     

北宋理学思潮散论

本文试图从社会思潮的观点出发，对流行的关于北宋理学的理解提出若干不同看法，认为：北宋理学的兴起与唐宋之际的儒学复兴运动紧密关联，其中儒家师道的复兴不容忽视；北宋理学崛起的标志是庆历年间出现的社会思潮，对庆历思潮的意义和地位应有新的认识；从思潮的观点看周敦颐并非北宋理学的开山；王安石“新学”在北宋理学思潮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理学初兴之际，儒家的“外王”取向较之“内圣”追求更甚，北宋政治的变故是改变理学思潮走向的重要原因之一。     

略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

政治上讲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等级森严,道德伦理上讲惩忿窒欲、净化人心、放弃自我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在因素。     

王廷相与明代批判理学思潮

王廷相(1474～1544),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他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老庄思想、佛教思想、迷信思想以及阴阳灾异思想等等都成了他批判的对象。但是,他的批判锋芒却主要对准了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他对于理学的批判,表现了旗帜鲜明、重点突出的特色,也反映出理学发展中的深刻矛盾和明代思想的若干状况。     

从"三教合一"到"三流合一"——中医哲学发展史观

"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是传统中医哲学的基础,重构与时代相适应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医哲学是发展方向.中医正处于"三教合一"的基础已被破坏、而"三流合一"的体系尚未建立的思想真空期,这是中医危机的深刻原因.清醒认识中医哲学发展史观,是挽救中医的关键.建立"三流合一"的中医哲学更是复兴中华医道、中国哲学、中华文化之必须,也可能推动未来科技的发展.     

宋元时期"三教合一"原因探析

“三教合一”是在中国思想领域所形成的以儒学为主、儒释道合流的思想文化现象。宋元时期的儒释道在经历了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以后,完成了从外部形态到精神实质的相融相摄。本时期的三教关系状态形成,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更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统治者的支持以及三教人士的主张密不可分。     

方以智“三教合一”的超越性道统观

方以智吸收了《周易》及道家、儒家等学派对道的解读,提出了道即自然变易的中道,并认为这一道为三教及百家诸派以不同的学术方式诠释着,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复合式道统谱系,从而超越了儒家以尧、舜、孔、孟为核心谱系的单线条道统模式。从学术心理上探究,这种超越性的道统观是方以智内心深处奉儒家为正统的保守政治信仰与融三教百家于一炉的开放学术思维之间冲突与调和的产物。     

略论范仲淹与理学思潮产生的关系

范仲淹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独立的人格意识,彻底涤荡了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士风,开创了一代矫厉奋发、锐励有为的新士风。他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与振作士风产生的时代影响和理学思潮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简言之,理学的“内圣之道”,即如何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与范仲淹追求的理想人格是极为近似的。此外,范仲淹以易学为中心的哲学思想,为理学的兴起创造了理论条件。     

明末三教融合思潮之原因再剖析——以憨山德清注解三教经典为例

明代是三教合一思潮兴盛的时代。憨山德清是明代的四大龙象之一,其撰有《大学纲目决疑》、《大学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老子道德经注》、《庄子内篇注》、《观老庄影响说》等标识三教融合的著作,一直是学术界力证明代三教合一思潮的经典文本。本文通过对学术界关于憨山德清注老、庄的缘由之分析和反思,力图从更深和更广的方面找到佛教本位下的三教合一深层次的背景原因。总结出明末从佛教的立场而进行的三教合一不是表面上三教理论的融合,而是由于佛教的衰颓,包括憨山大师在内的诸尊宿力图从明末丛林颓然中重立自身的结果,其过程是通过佛教之判教,融儒道入佛而树立三教中佛教殊胜地位的独特途径。     

方以智“三教合一”论之学术旨趣

方以智在明清之际倡言"三教合一"可谓独具匠心。本文通过对他晚期二十年内倡言"三教合一"之历程与重要观点的系统梳理,以强调:他之倡言"三教合一",不但是为其恪守"世出世"(入世即出世)之情怀作辩护,而且是为了确立其崇"学"理念以尽其文化学术上的担当。崇"学"非自方以智始,然而方以智崇"学"却有着时代意义,即它体现了明清之际知识主义的兴起,从本质上揭示了中国学术在那个年代如何从"尊德性"转向"道问学"。     

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

（一）明代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长篇小说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被人并称为“四大奇书”（李渔《三国志序》）。固然,这四部小说的故事素材来源甚早,除《三国演义》是纯粹的历史故事演绎之外,《水浒传》和《西游记》源自宋、元话本,《金瓶梅》则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引子并移植、借用其他话本故事而成。然而,作为具有完整结构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明代中晚期的产物,而长篇小说突然在其时大量出现这一小说史乃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的形成,则显然与文学思潮的…     

“文以明理”:三教合一的文艺观——谈张耒的文艺思想

芳轼堪称一代文豪,而他门下四学士,亦“以文彩风流为一时冠,学者欣慕之。”就四学士之一的张耒来说,不仅其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而且在文艺理论方面也有不少独到见解,得于师而不囿于帅;既对传统文艺观有所继承,又不乏时代特色。特别是他的“文以明理”观,由于受当时文学、哲学思想的共同影响,故融汇了儒、佛、道三家之学说,为文学创作内容上提供了更丰富、更广阔的前提条件。为此,在当时就已产生重大影响,“时二苏及黄庭坚、晁补之相继殁,耒独存,士人就学者众”,“诲人作文,以理为主……学者以为至言”。同时,这一影响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     

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地域文化与时代思潮的互动及其意义

宋代蜀学作为地域性文化,在其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深受宋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理学思潮的影响。宋代巴蜀思想家及流寓巴蜀的理学家会同蜀、洛,促进了儒学和巴蜀文化的持续发展;贯通经学与哲学,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宋代蜀学与宋代理学二者之互动,丰富了宋代理学的内涵,促进了理学的大发展。     

理学与人文精神的重建——理学的意义追询

理学与人文精神的重建———理学的意义追询姜广辉一种学术思潮的发生、发展不是偶然的、无缘无故的，而必有其民族的、时代的具体社会文化的背景和原因，并表现为某种精神的、意义的省思和追求。从这一认识出发，我想对宋明理学谈一些看法。一、理学的发生：重建意义的信...     

论理学的三教合一与无神论问题——读张立文新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的启示

哲学的理论思维,是由若干范畴来表达的。范畴作为认识过程中的“网上纽结”,反映着事物的规定性和联系性,是把握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客观规律。因此,研究范畴和范畴史,是深入研究哲学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和途径。尤其当人们对以往那种“列传式”的研究感到不满,希望能够揭示中国哲学思维发展的内在规律时,范畴史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在这方面,张立文教授新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上卷的出版,则可以说是推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部颇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这部范畴史著作,资料丰富,观点新颖,能自成体系。这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称得上是一部力作。     

玄言诗的先声——魏晋前玄言诗史考辨

玄言诗是与抒情诗并列的诗歌类型,实质是玄学思维主导的,以究天人之际与泛理感悟为指向的新诗体.玄学思维是玄言诗生成的主因,它不同于传统抒情诗重情感象喻的通感思维,而是通感思维与理性思维融合的结果,是重理感玄悟的新的诗学思维.玄言诗在魏晋以前已有漫长的演化史,它孕育于<易经>玄言,萌芽于春秋战国<老子>、<庄子>、<楚辞>、<易传>的玄言短章,发展于两汉的玄言小诗.玄言诗体与抒情诗体并行发展的历史亦折射出两种诗学思维方式玄学思维与通感思维对人类艺术精神的影响.     

农运先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宁农民运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广宁农民运动,为我党领导农民运动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农民运动中创建了我国农村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一支宏大的英勇善战的农民自卫军,开展了有领导有计划的规模空前的减租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势力。     

谴责小说的先声——《蜃楼志》

中国古代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在清初社会大动乱后,曾经一度沉寂。从雍正后期到乾隆、嘉庆时期,在新的社会条件、思想潮流及文坛风气下,明中叶以来那种感时而为、发愤而作的优良传统重新被继承发扬开来,环绕着一代宗匠之鸿篇杰构《儒林外史》、《红楼梦》,一批二、三流的佳著力作也应运而生,《蜃楼志》即为其中之一。《蜃楼志》,或称《蜃楼志全传》,二十四回,约十六万字,存嘉庆十二年丁卯刊本。郑振铎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见为嘉庆九年刊,较上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列嘉庆十二年的“原刊本”更早更接近稿本。诸本首罗浮居士序,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子编”,末卷均署“虞山卫峻天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