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社会管理是在我国社会发育滞后于市场发展、发展时间短、发育水平参差不齐等背景下的现实抉择。虽然经过近十年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我国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在推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前提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国政府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推动国家治理手段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转型,顺应了我国新时期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因此,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矛盾的准确把握与及时纾解,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路径。     

社会治理视域下政党组织变革研究

现代社会治理要求政党必须进行适应性的组织变革.在组织理念上,要实现从二元对立向多元共存的转换;在行动逻辑上,要实现从超越制度向制度约束的转换;在组织功能上,要实现从社会动员向社会整合的转换;同时,要建构适应目标与功能转换的组织体系.应对变革,执政党面临着超越革命价值观、重新配置权力以及"透支"合法性资源等诸多挑战.     

国家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列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但预示着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进入现代化进程,也的标志着我国政治伦理从传统到现代的重大跨越.在构建我国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过程中,治理主体从一元变为多元,治理手段从德治转向法治,治理目标从善政迈向善治,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对国家治理的新要求.     

政党治理视域中的群众路线

在群众中学习,在学习中把握执政规律,在尊重规律中求得发展,在科学发展中巩固执政地位。当代中国处于迅速发展的社会转型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冲击,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化,执政党在处理党群关系的实践中面临着新的形势,而要顺应新形势,必须要创新党群关系的思路和方法。文章分析了执政党处理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必须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群众路线之于政党治理的重要意义,阐明了政党治理的价值目标与为人民服务的内在契合;指出在政党治理视域下,坚持群众路线的着力点,即要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创新党群沟通方式、树立依法治理理念、建立联系群众制度。只有把群众路线与政党治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实现党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     

企业社会责任:从传统慈善向现代治理转型

当前,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一种全球性潮流,并开始从传统的慈善救济向现代治理转型.然而,由于产权不清、社会信任度式微及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一系列原因,致使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实施与转型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要想破解这些困境,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转型,必须进行现代治理,明确产权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型,打破政企联盟,培育第三部门,加强第三方监管.     

从管理到治理——中国NGO的公共服务角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NGO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和衰落,其背后是整个社会管理格局,以及NGO与政府间关系的博弈。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中国NGO步入了稳定发展、合理扩增的时期,而其与政府的合作仍处于社会治理中的灰色地带。自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治理"起,从"管"到"治"所带来的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格局和对中国NGO的重视,给了中国NGO新的发展机遇。因此,面对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国NGO如何在社会转型中精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服务功能,对优化社会治理结构,构建国家社会治理体系新格局具有时代性的积极意义。     

从市场保护到权利发展——转型社会中的区域治理

从世界范围来看,区域主义大概可以分为政府联邦主义和社会联邦主义等不同的类型,这就决定了区域治理不仅仅体现为维护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治理,更应该体现为一种基于公民权利保护之上的社会治理.当代中国区域治理经历了政治大区、经济大区和功能性大区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建和权利保护的增强.在新一轮的区域治理中,公民权利与社会本位将被逐步强化,公民本身也不再仅仅成为区域治理的对象,他们既是区域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更是区域治理的行为主体.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     

全球治理中的责任政党——兼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责任

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一个责任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不仅仅来自国内公民社会的利益诉求,也来自全球治理的共同主张,而后者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压力必然对民族国家执政党的政治行动产生影响,在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和谐世界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国外政党的合作,更需要全球公民社会的支持,具体而言,这种合作与支持是通过超越民族国家的政党与社会的功能整合、通过地区认同、全球认同与全球治理共同完成的,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与国际影响力以及在执政背后的深刻的国际责任。     

从“宪政”到“党治”——孙中山“再造民国”思想转换透视

本文是对有着国父之称的中华民国肇创者孙中山为什么在创立民国后会逐步离弃其原先创建议会制民主政体的理想和诉求,进而效仿苏俄体制,发起以建立党国政体为目标的国民革命,实现其民国再造思想变化演进的一个初步透视和探析。孙中山思想转换的过程划分为:(1)二次革命,重举革命大旗;(2)东京组党,舍民主向往集权;(3)结束护法,走向师俄之路;(4)联俄容共,践行以党造国四个阶段。文章分别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孙中山本人的思想演进过程和主要特征,以及在这一时期各个阶段中对国家政体的重新思考作一厘清。孙中山在早期从事反清斗争时,把在中国实现英、美等国议会民主制作为奋斗目标。然而,民国以来的政治现实的黑暗,不仅把孙的梦想击得粉碎,也使孙中山改从集权政治中寻求新的出路,而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榜样效应,更使孙中山直接走上了以党造国、以党治国的社会改造路径。     

网络化治理:公共事务管理的新模式

基于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网络化治理理论日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有成为公共行政主导范式的趋势。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在理论以及实践上对网络化治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然而,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对网络化治理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还需做深入探究,并使其逐步完善,尽管这应该是一个长期、艰难以及动态的发展过程。     

和谐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新路径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独特的历史进程,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有着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改革开放加速了转型并使其有了新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新路径与目标。     

网络治理：网络社会视阈下治理范式跃迁的新愿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交通、通信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大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种鲜明的历史趋势就是新的信息技术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着世界资源。以这种网络化的新信息技术范式为基础,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正在形成。与此相呼应,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也在进行着重铸,治理由单个主体转变为网络整体,一种超越传统的科层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新范式——网络治理（networkgovernance）正在全球范围内舒枝展叶。     

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整体性治理分析

公立医院改革是我国新一轮医改的核心,"管办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目标和重要手段。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的"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了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主体、内涵、性质等,并在比较国内外公立医院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我国公立医院"管办分开"的操作路径。     

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与实践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时代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科学把握社会治理的内涵,梳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思想的历史进程,分析我国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更好地认清当前社会治理的现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创新。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实现条件

城市流动摊贩管理难的根源在于传统治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对传统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框架进行流程再造,即构建一个包括市民、社团、摊贩、社区、城管、政府6种力量为一体的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模式,以促进摊贩经济、城市市容与百姓生活之间的相容和和谐。     

中国人文学术的近代转型——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个案

本文以胡适、傅斯年和钱穆为案例,指出鸦片战争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引进西方学术文化经历的特点,即对"救亡"(经世、救国、救民)关注的"现实功利"态度,压倒了对"知识、学术、真理"本身的关注.胡适的国学根底很好,但他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理解很粗浅,却大力攻击传统中国文化而宣扬全盘西化;傅斯年大力推动"兰克史学",但他对兰克史学只是略知之无,他推动的其实只是清代考据学的新版;钱穆坚守中国传统学术方正博大的途径,会通文史哲学,对西学采取批判性、选择性的接受与会通,对西方文化与学术反而有异曲同工之效.钱穆很多关于学术的论说,常常比著名的重要西方学者的学说早出了二三十年.这是很值得国人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