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信用制度比较研究

甬商钱庄与晋商票号是明清时期分别由宁波商人和山西商人经营的民间金融组织。在新式银行还未设立前,钱庄与票号就已存在,它们利用各自的信用工具为社会资金清算服务,共同承担着促进商品流通的重任。甬商钱庄首创的过账制、以银元为本位的核算制、以日计息制,晋商票号施行的汇兑制、总分号制、资本营运制及分配制度等,都是有利于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的。通过这些制度对行为的有效约束,钱庄与票号在经营过程中一直保持着很高的信誉度。在倡导建立新型金融信用秩序的今天,对钱庄与票号这部鲜活、厚重的中国金融制度史进行深入研究,尤为必要。     

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

晋商、徽商、粤商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商帮。晋商以"票号"著称,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徽商厚朴敦实,其在盐、粮、木、布帛、典质等传统商业领域的成就称雄一时。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他们或生性刻板,或好儒而轻贾,或囿于内耗,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时代后面。崛兴于鸦片战争后的宁波商人,乘新陈代谢的时代潮流,以其稳健慎密勤勉的风格,顽强拼搏,求新求精求美,创造了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许多奇迹。他们爱国爱乡,开放通达,善于经营的特质至今仍享誉世界。与时俱进,锐意变革,这是宁波帮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商帮的主要原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文化之我见

晋商和徽商相继兴起于明代中叶,两者虽处于不同地理环境,但其伦理内核均体现了"仁义"之道;虽然"商"与"儒"的角色定位侧重点各异,但其伦理本质都体现了儒家的义利观;晋商与徽商的伦理方式稍有出入,但其商业经营谋略与儒家的治人、治世、治国之道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晋商与徽商由盛而衰也引起了人们的深刻思考。     

明清徽商发展与儒学的变化

商人阶层的崛起是明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革中较为突出的特点。作为明清商人群体的典型代表,徽商的发展对明清儒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由于徽商的竭力宣扬和践行,不断调和义利关系和贾儒关系,不仅使明清儒学中义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改善,还推动了新四民观的建立;而徽商将儒家学术自觉落实到具体的经商和社会实践中去,并打通贾儒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儒学＂由儒及贾＂的下移的行为,则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儒学的世俗化发展。     

明清时期徽商与晋商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

徽商和晋商是对中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两大商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从传统文化分析的角度,考察明清时期中国的徽商与晋商。研究发现,不仅其兴衰轨迹极其相似,而且商帮性质别无二致,二者经营机制各具特色,价值取向迥然有异,其中最大区别是两者在文化渊源上折射出＂徽商重儒,晋商尚武＂。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略论明清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

晋徽商帮是中国明清时期驰骋商界的两大商业群体，它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其人才选拔制度密切相关，同时，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两大商帮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文章运用人力资本的相关理论对明清时期晋徽商人才选拔制度与绩效进行比较研究，并分析二者不同制度选择的原因，及其对商帮发展的影响。     

晋商徽商兴起原因之比较研究——从地理环境看其相同点

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对地区发展模式、区内人口谋生手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存环境、地理位置、物产资源都是潜在的决定因素。研究晋商徽商兴起之原因，就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规律。     

晋商与徽商企业制度创新模式的比较及启示

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由于地域文化及其宗族关系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企业运营机制。在实践中,他们各自形成了一整套有效率的具有历史适应性的企业制度,但是,二者均没有形成企业制度创新的内在利益冲动,使企业以一种自增强机制蜕变为现代企业制度,最终走向了衰落。通过对其不同企业制度形成的机理及其兴衰的分析,总结出晋商与徽商兴衰的经验教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企业制度建设有启迪作用。     

明清徽商与新安画派

明清安徽画派的辉煌与同一时期鼎盛的徽商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徽商挟其雄厚的财力倾心支持画家的艺术活动,以其独特的文化禀赋影响了新安绘画艺术的发展。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明清晋商对山西戏曲艺术的影响

明清五百年,山西众多商人在事业成功的同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资兴建戏班和票社,培养了众多本土戏曲艺术人才,热心探索戏曲艺术的改革与发展。并且通过各种商贸活动以及搭建会馆把山西的戏曲艺术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国外,同时吸收外来的戏曲艺术营养,促使山西戏曲艺术在声腔、器乐等方面的革新,促进戏曲艺术的发展。     

明代晋商的类别

明代晋商在迅速崛起的过程中 ,促进了当地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商人实力的此消彼长 ,在其兴起阶段就显现为一个动态的过程 ,形成某一阶段的不同类别。该文研究了晋商兴起阶段的类别 ,阐明了各自的特点和活动形式     

产权与激励机制视角下的晋陕商帮

明清时期的晋商和陕商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晋商创立的股俸制使得商号内部的产权明晰,较好地激励了相关人员努力为商号工作。而陕商基于不同人文地理渊源创立的合伙股份制和契约股份制同样有效率。文章通过对晋商与陕商内部运营机制的比较,找出二者走向不同发展道路的内在因素。     

明清晋商商业教育研究述略

明清时期晋商鼎盛长达5个多世纪与晋商重视商业教育有很大的关联.晋商在经商之余,除重视对子弟商业伦理道德的培养外,还注重对子弟商业知识、技能等各方面素质的培养,从而为他们很快进入这一行业打下坚实的基础.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以期为现代商业提供借鉴.     

明清时期开封的徽商

明清时期,河南水陆交通十分便捷,并且地处中原,人口密集,是个巨大的商品市场。开封更是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吸引着各地商人来此经商,其中不乏徽商。他们在经营方式上有坐贾也有行商,主要经营盐业、棉布和典当业。微商对促进开封商品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明清绘画市场化与徽商

明清绘画艺术大规模的市场化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因素,但经济的发展是其形成的必要条件.徽商作为明清经济的重要构成力量,在绘画艺术大规模市场化的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明清时期绘画市场和经济状况、当时社会对艺术商品化和市场的认知,以及徽商雄厚资本积累及其"贾而好儒"的文化共性等,可以厘清明清绘画艺术市场化的形成与徽商间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