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书院: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

近代新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对中国从传统的封建教育向近代教育体制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学校是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温床。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只关注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学校而对此前早期新教传教士在澳门、南洋等地所办的旨在教育华人的学校重视不够。实际上 ,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Morrison1782 - 1834)是近代新教传教士开办学校、从事教育的始作佣者 ,他在马六甲开设的英华书院 ,成为以后在华所设的教会学校的圭臬     

“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在山东的赈灾活动考察

1876———1879年,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发生了近代以来最严重的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丁戊奇荒"中,在华传教士积极参与赈灾,山东是传教士最先赈济的省份。传教士募集赈银、放赈、救济饥饿儿童、提出救灾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痛苦并扩大了基督教影响。这次是西人第一次在华大规模、有组织的赈济活动,中国赈济事业从此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探讨这一时期传教士在山东的赈济活动,对于全面了解西人首次在华大规模赈灾的情况、中国赈灾机制的转变有重要意义。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以福建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的反缠足运动中,基督教传教士的倡导之功不可否认.在与中国人长期的接触中,来福建的传教士对缠足行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身体力行地开展反缠足运动.厦门天足会的成立,开中国近代天足运动风气之先,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传教士在天足宣传上的泛宗教化倾向,使许多基督徒在抛弃裹脚布的同时,也注定了其天足运动最终要走向失败.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雏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玄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撂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辰,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述论

中国近代教会女学是由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兴办的一项教会教育事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显著的特色。论文探讨了近代教会女学产生的背景，发展的阶段，课程、教材、教法、教师及其组织管理等方面的主要问题。通过考察和初步研究，认为教会兴办女学是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扩大宗教势力的需要；教会女学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对近代女学运动产生影响；教会女学有助于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转变，但不可能解放中国妇女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

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积极从事教育活动,他们开办的教会学校把欧美先进的教育体制输入中国,其先进的办学方式、崭新的课程设置、高效率的管理机制,冲击了衰朽的中国传统教育制度,充分显示出先进文明的魅力。教会学校实际成为中国近代化学校教育的模版,并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美国传教士对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化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兼论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的办学活动

近代广东女子教育 ,以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女子学校为开端。广东地处中外贸易要道口 ,是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前沿阵地 ,也是基督教传教士来华开办教育事业的前沿阵地。而教会女子教育 ,则开中国女子教育风气之先 ,促进了近代广东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传教士作为广东女子教育的创始人则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     

试论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和西方造纸、印刷技术及设备的传入,西方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兴起,传统出版业开始走向近代化、机械化、规模化。传统出版业与近代传教士在华出版业、官书局出版业、民营出版业互为促进,有力促进了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进程。     

晚清传教士与中国“资治”日本法律之简论

鸦片战争后,新教传教士采取多种途径,大力输入和传播日本等西方国家文明的法律思想,为清末法律改革提供了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转型,因而传教士是晚清时期“资治”日本法律文化的重要桥梁。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与《万国公报》比较研究

19世纪传教士报刊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孕育了中国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第一份中文刊物,首开近代新闻史先河。而清末影响最大、发行最广、时间最长的《万国公报》则是近代传教士报刊发展的最高峰。对这一首一高两份刊物进行对比,可以看出19世纪传教士报刊从纯宗教性刊物向现代报刊发展的世俗化趋势:传播者由洋人主办主笔到华人主编主笔;传播对象由底层逐步上移到中上阶层的士人、官僚;传播渠道由海外逐步发展到沿海和内地;传播内容由传教义到报新闻的世俗化转变,由介绍科学到引入社会学以传播思想;传播效果从默默无闻到朝野关注。近代传教士报刊既是西学东渐影响中国的重要媒介,其自身也为中国的传播环境所改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