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原因之管窥

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对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而中国社会缺乏普遍信仰法律的传统。社会公众法律信仰缺失的原因中传统因素的作用固然很大，但是，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同时。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其精神实质和内涵的传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是"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

法学理论界探讨影响法治实现的条件由来已久,对公众之法律意识的影响关注热切.本文运用法律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对其中"中国法治实现的关键条件在于法律必须被全体社会公众普遍信仰"的假设,从事实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指出这个假设所存在的缺陷,并通过全体社会公众不可能普遍信仰法律的证明,而说明了这个假设是不能成立的,由此强调"全体社会公众必须信仰法律"不应当被作为影响法治建设的关键性条件.否则,我们在设计与策划法治建设的各项工作时会犯主次不分、找不到重心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而将法治实现推向遥遥无期.同时,本文还就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关注的问题以及建构法治实现的条件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法律信仰缺失的文化思考

法律信仰缺失的传统因素包括:传统伦理社会缺少个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厌讼心理,法律工具主义取向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现实因素有:现行法律不完备,司法腐败,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司法人员的低素质.培养法律信仰的途径主要有:培养公众的规则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完善立法,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道德品质,加强法律的宣传教育等.     

论制约法治化进程的思想观念

目前,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思想观念上的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法律意识模糊、层次较低和法律信仰缺乏。要克服这两方面的障碍,一是要大力培养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提高法律意识水平,特别是要确立“良法”标准,使“良法”建立在民主、科学、道德、协调的基础上;二是通过消除历史和现实中的消极因素,使社会公众牢固树立对法律的坚定信仰,确立法律至上的地位     

法律信仰理论争鸣与中国法律史学教研旨趣转捩

美国理论法学家伯尔曼曾断言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危机,并认为这场危机的触发原因及最为明显的表现形式是法律信仰的缺失.该论点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法律信仰理论争鸣的滥觞.由于法律史学的研究主旨总伴随时代主题的变更而推演,故此,学界对法律信仰问题的普遍关注势必引起法律史学研究主旨的再次更迭——即从单纯的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兼及培育公民法律信仰转变.其间,从所习见的法文化传统中发掘法律的权威性、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以及厘定传统论点的误区等,均为提升公民法律信仰的有效手段,亦为当下时局对法律史学研究提出的时代要求.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探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无法创生现代法治,其惰性因素严重阻滞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实践。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进行模式构建: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不断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正确处理继承淘汰与移植创新关系;构建理性法律文化及先进的法治理念;培育现代法律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无讼与中国法律文化

无讼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无讼所包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在矛盾纠纷多发的当代社会转型期具有对利益进行调和与平衡、对社会动荡和混乱进行校正与修复的功能;但无讼对个体权利的压抑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成为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阻碍因素,因此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市民社会,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公民法律信仰等方式和途径实现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换.     

从道德信仰到法律信仰——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民族心态转换

崇尚德治与浓厚的道德信仰意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心态 ,然而这种心态对走向法治化却是一种障碍。面对西方的规定和中国的传统 ,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 ,认为要走法治化的道路 ,中国民族的心态必须从道德信仰转向法律信仰 ,必须使法律信仰成为民族首要的最高的信仰     

从道德信仰到法律信仰中国法治化过程中的民族心态转换

崇尚德治与浓厚的道德信仰意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心态，然而这种心态对走向法治化却是一种障碍，面对西方的规定和中国的传统，从文化的视角来考察，认为要走法治化的道路，中国民族的心态必须从道德信仰转向法律信仰，必须使法律信仰成为民族首要的最高的信仰。     

农村地区法律信仰的缺失及其对策研究

法治中国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法律信仰作为现代法治精神内核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基础.法律信仰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渐进过程,同时又是社会有意识地选择的结果,因此具有社会性.以农村地区法律信仰为研究对象,从法律信仰的概念和农村地区法律信仰缺失的表现入手分析查找原因,力求寻找培植农村地区法律信仰的基本思路,并针对我国法律信仰建设的不足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培植我国村民的法律信仰,推动法治中国建设进程.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视野中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不同于宗教信仰,它是关于人类世俗社会生活秩序与规则的信仰,其核心信念是公平正义。法律信仰具有物质利益性、普适性、公开性的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是法治和谐,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契约文化得到高度统一的集中表现。法律信仰的确立、巩固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在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需要正确把握好三大关系;相信与怀疑的关系;希望与失望的关系以及爱与理智的关系。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发端与传承

通常认为诚实信用原则发端于罗马法,是民法领域的帝王条款,负载法律的灵活性,并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依据。回溯历史,罗马法中诉讼法与实体法合体的本质以及罗马民事诉讼中反映出的具体诚实信用规则表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并非来自民法领域的扩张,而是同样肇始于罗马法,并随着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深入得以发现,在后世诸多国家的诉讼立法与司法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盛世”还需“太平”——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性思考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处于经济大发展的“盛世”并不“太平”,隐含着重大的社会危机,构建和谐社会发展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化解“盛世危言”。     

论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与法治社会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精神要素。人始终是法治社会的主体,只有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法律信仰,法治社会才能建成。民众法律信仰的缺失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其中社会民众、法律职业的法律信仰尤为重要。通过加强人们权利保护机制提高权利意识、培养人们的理性精神和守法精神、提高司法权威等突显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的重要地位。     

论诚实信用原则——以安全为价值取向的新分析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民事主体诚信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友好待人,从而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中国新的合同法已经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的原则并规定了一系列适用规则。这表明我国的合同法已经向现代法律理念靠拢。本文讨论了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和特征,相信这个原则可以根本改善现行司法,并扩大法官权利使他们更独立和自由地行为。“诚信和正义”是这一原则的升华和最高理想,它应该被运用到民事司法实践中。“安全”是诚实信用的一个重要价值,本文拟以安全为价值对诚实信用原则进行新的分析。     

源自历史反例的思索：民法“帝王条款”学说评价

考察成吉思汗与朱元璋以诚实信用为主线的社会治理实践,不难发现,拨乱反正的治理效果与人民在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悲惨命运是并存的.这类史实反映诚实信用缺乏制暴品格.事实上,诚实信用仅具有"守信不欺"的内涵规定性.否认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妥的.但是,对历史反思表明,"帝王条款"学说将诚实信用原则推崇为民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的结论却是不无疑义的.因此,学界应重新审视相关问题,而不应人云亦云.     

论法院调解的诚信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各国民法公认的”帝王条款”,而且随着其内涵和适用范围的不断丰富和扩大,已成为一项涵盖公、私法域的世界性法律原则。在法院调解中确立诚信原则对于平衡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减少交易成本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院调解中的诚信原则应包括禁止滥用权利或权力、禁止反悔和矛盾举动、不得违反真实义务以及认真履行保密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李大钊社会主义思想的当代价值

李大钊是为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革命新时代的伟大先驱。他在短暂的革命历程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并为之而献身的牺牲精神，他认识和研究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他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艰辛探索等，对新时期人们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批判精神、法治精神与守法精神——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及法律人的使命

法律信仰的建构,民众的守法精神固然是根本,但只有对法的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产生了双重认同,对“法律人”有了内心的信任,守法才可能真正内化为主体心中稳定的精神内蕴。因此,法律信仰的精神内蕴是以法学家的批判精神和法律职业者的法治精神为其前提基础和内在动因,以守法精神为其完美展现的统一,而在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道路上,并非是民众,而是法学家和法律职业者应当担负起特殊而艰巨的使命。     

论不动产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

不动产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涉及物权法和合同法 ,德国民法、日本民法分别采纳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登记对抗要件主义立场。本文分析了这两种立法主义在不动产二重买卖、连续买卖中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影响 ,认为两种立法主义并无实质性区别 ,但登记生效要件主义适合我国现实 ,我国物权立法应采取登记生效要件主义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