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渊明诗歌语言与魏晋诗风之关系

关于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历来论者虽多,观点却大致统一,基本都认可其诗纯真自然、平淡清新、明白如话、质朴率真。在当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的文坛上,陶诗确实别开生面,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要说陶诗的语言和当时诗歌崇尚骈俪和追求辞藻华美的风气相对立,倒也言之偏颇。因为陶诗的语言风格是在当时玄言诗流行的环境中形成的,而玄言诗其实并不崇尚骈俪辞藻。而与陶渊明基本同时的著名诗人谢灵运、颜延年等的确崇尚骈俪,喜欢堆砌辞藻,但他们俩毕竟是挺有名的晚辈,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刘宋初年的元嘉时期。而陶渊明的诗风在晋代已经形成,他在创作上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和颜延年、谢灵运相对立的。     

陶渊明《饮酒》(其五)文化意蕴剖析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流人物,他的著名诗赋有许多为人们所激赏。《饮酒》诗(其五)是他对真、善、美追求的流露,其中蕴涵着多层的文化意蕴,本文试从四个方面由浅至深地揭示诗中的哲理意味,从而真正地理解陶渊明的人格魅力。     

中国古代文学中“桃花源”思想的产生与主题表现

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思想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对理想生活和社会模式的描绘，受其影响，刘晨、阮肇艳遇仙媛的天台山被称为爱情的“桃花源”。在历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中，文人结合不同的时代条件和自身经历，分别择取“桃花源”的超脱生活和美好爱情主题表达不同的向往和追求。“桃花源”作为一种传统文学题材和意象成为隐居避世和求仙艳遇的文化符号，在后世的诗、词、文、曲中再现着绵绵不绝的生命力。     

苏轼《和陶诗》探因

苏轼是我国北宋中期最著名的诗人 ,也是宋诗的开创者之一。他一生共创作诗歌大约二千七百多首 ,其中《和陶诗》一百二十四首。这部分诗 ,是作者在其文学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他本人也非常重视 ,亲自把《和陶诗》编纂成集 ,并让其弟苏辙为之作序 ,“以遗后之君子”。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苏轼与陶渊明相去六百年。但陶诗经过这么长时期的流传 ,却被苏轼视为艺术绝诣而“尽和其诗”。这在我国文学史上堪称特殊的现象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本文就苏轼《和陶诗》的成因作初步的探讨。苏轼创作《和陶诗》 ,受到北宋时代…     

“偈”与“有诗为证”

在宋以后的白话小说中,常常是韵散夹杂的,在韵文部分的前头,写着“有诗为证”、“有赞为证”、“有赋为证”、“有词为证”等字样。这种格式在唐以前的小说中是没有的。这种格式的出现,我认为,与佛经的传入有直接关系。佛经的初传是在汉代,大盛于六朝。佛经的体制有三种:(1)全散的;(2)全韵的;(3)韵散夹杂的。其中第三种较多见。有的佛经中韵文部分多达几十处,《正法华经》中就有八十一处韵文。佛经中把韵的部分称为“偈”,有时又称“偈     

略论《桃花源记》的批判意义

对《桃花源记》(及诗,下同)的思想意义,历来认识颇不一致。本文试图把它放到陶渊明的创作和生活道路中,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说明这篇作品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意义和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意义。从而认识《桃花源记》的思想价值。 对诗人归隐生活的否定 归隐田园是陶渊明生活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济苍生”理想和“苦长饥”的生活驱使,诗人一度厕身官场。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当时,他“有志不获骋”。他厌恶“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的仕途奔波生涯,又“耻为五斗米折腰。”他涤涤地向往园林生活。“园田日梦想,安…     

杨慎崇尚六朝的诗学取向的批评史意义

杨慎对六朝诗风的崇尚,是对前七子“诗必盛唐”的反拨,突出表现为对《选》诗的诗歌史地位的强调,对于探讨近体律诗的源头与辨析古近体诗差异,在明代诗学辨体批评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但也带来了以词为诗而导致的“纤艳不逞”的诗风流弊。     

陶渊明留下的遗产

国人不知陶渊明者大概极少，真知陶渊明者却也不多。知者，知其名声极大；不知者，他为何有这么大的名声。说起陶渊明其人其事，实在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功，而尽是些琐碎的小事，诸如“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好读书不求甚解”，赋《归去来兮辞》、著《桃花源记》，喜饮酒、其诗酒味浓郁，     

浅谈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浅谈诗人对“真、善、美”的追求冯波丁诗人是需要学习的。宋代的张戒，在他的《岁寒堂诗话》中，把历代的诗歌分为五个等级，即《风》、《骚》，汉、魏诗，六朝诗，唐诗，宋诗，以《风》、《骚》和汉、魏诗为最高。他主张“以次参究，盈科而进”的学习次序。按“法乎上者...     

无可奈何花落去──以文本为基点论王国维《人间词》

王国维“专作情语”的开拓而使一系列作品体现出一缕不同寻常的异质，求异出新而使词的出路与诗接轨出现词的诗化，“力争第一义”最终使词成为演绎哲理的符码。在取径唐五代、北宋小词的基础上希望有所创造、有所突破，以实现作词的宏大理想，然而他在回归途中似乎愈走愈远，一小部分最能体现《人间词》西洋哲理特色的作品，在艺术上经不起推敲。《人间词》向五代、北宋的回归是失败的，王国维最终未能实现他恁高的创作祈愿。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陶渊明诗歌作品中的“酒道”

本文认为,陶渊明诗歌中明确地存在着对老庄道家之“道”的深深追求。这种追求是一种精神境界,具有独特的感受,有时在宇宙大自然环境中获得,大都是在饮酒中获得,故称之为“酒道”。作者结合具体作品对这种“道”的精神进行了分析,其主要内含是无为而任自然,求“真”而脱世俗。他不断追求的“道”的境界,从生活实践来讲是他在“大济苍生”之志不断受到打击的结果;从思想上来讲是他在两骨思想意识新觉醒潮流中对人生价值不断追求的表现。     

弦柱思华年：中古乐器诗的悲美

从先秦时期开始，音乐就已经在文人士大夫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也正是在先秦两汉时期，琴筝瑟文学书写积攒了丰厚的文学养料。中古乐器文学文本的建构正是在吸取了先秦两汉时期乐器书写的文学养料、创作技巧与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中古的乐器诗着重对乐器的演奏技法和形制进行描绘，诗中频繁提及的“促柱”“危弦”等演奏技法不仅说明乐器形制的发展与完善，更体现出中古文人欣赏音乐以悲为美的审美旨趣。这种文学艺术鉴赏的悲情审美倾向源自先秦，汉代已蔚然成风，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将其作为文学艺术自觉的标志之一而彬彬大盛，到了中晚唐时期又有了新的变化。     

李清照的思想品质和性格特点

在过去的艺术家笔下,李清照形象常常被描画成只知感风吟月、惜春悲秋,常常长吁短叹、掩面而泣的样子,应该指出,这种印象是十分片面的。鲁迅先生在论陶渊明时曾指出:陶渊明“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的太久了”,其实,除了“悠然见南山”之外,他还有“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因而,鲁迅先生,每见近人唯以飘飘然论陶渊明,便“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同样的,人们对李清照也有了一个了解其“全人”的问题。     

论陶渊明诗歌的理想化倾向

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寻阳郡战乱频繁,动荡不安,而陶诗却很少反映这些社会现实,他注重抒写"胸中天",表达对完美人格与理想人生境界的向往与追求;诗中景物多具意象性特征,给人图画般的视觉享受,从而呈现出理想化倾向。这与陶渊明儒道思想的交织、避害保命思想的萦绕以及对世风日下、壮志未酬的痛心有密切关系。     

陶渊明与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

陶渊明的诗文与高洁的人格在当时就为人们所称赞,这与他儒道杂糅的思想和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他的诗文为人们描述了一个令人神往的田园世界,他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为后来者提供了借鉴,后代作家更是从他那里寻找到了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说,陶渊明为中国传统隐逸风气的形成开了先河。     

诗人小说家--论菲兹杰拉尔德的艺术风格

探讨菲兹杰拉尔德的艺术风格 ,首先应关注他悖论的世界。他一辈子追求成功 ,可领略的却是无数次的失败 ;他历经失败 ,又哀伤地把失败写成诗。他是诗人小说家。他成功的秘诀 ,正是他能游刃有余地将相互矛盾的看法熔于一炉。他的艺术魅力在悖论中升华 ,其艺术视野在悖论中延伸。对人生他有本能的悲剧意识 ;对艺术他有诗意的追求。他把人生与艺术融为一体 ,把悲剧写成诗。他创造的“夜色世界”与他同时代的海明威的“冰山世界”遥相呼应 ,在“迷惘一代”的艺术海洋上巍然耸立     

从中国诗论之传统及诗风之转变谈钱钟书《槐聚诗存》的评赏(下)

从诗歌的理想境界来说,陶渊明的诗,真是一任自然,从来不争,一字一句不跟人争胜,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可是杜甫,有一种争胜之心.我认为,人一有争胜之心,就永远是落入了第二等.钱钟书现在是读少陵诗"有触余怀",第一首中他说"才竭只堪耽好句",是说你才华有所不足了,才在字句上争胜,才在"绣鞶错彩赌精工",即在这个词句、辞藻的刻画来斗胜.     

论杜甫与陶渊明的诗学关系

陶渊明和杜甫同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山峰,两者有着深层的诗学渊源关系。杜甫涵纳百川转益多师,陶渊明的田园诗艺术滋养了杜甫的诗歌。而诗圣杜甫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评价、阐释、接受和发展自然提升了陶渊明的诗学地位,光大了田园诗的成就。虽然杜甫认为陶渊明“未必能达道”,且这一观点引发了学术史上的长期争论,但是杜甫同时又充分肯定陶诗的崇高地位,在诗学史上第一次将陶渊明列于谢灵运之前,认为陶诗完全合乎《诗》、《骚》的诗学精神,且在自己的田家诗中自觉接受并发展了陶诗的体恤万物的情怀、“真”的诗学精神和恬淡的审美风范。     

从两汉到六朝：美学史轨迹描述

本文认为，从两汉到六朝，存在着一条跟“经学到玄学、神学再到人学”的思想史相伴随的美学史发展线索，具体表现在汉代云气画到六朝墓壁装饰画，从汉代辞赋到六朝小赋，从《淮南子》到顾恺之的“以形传神”论，从王充、《淮南子》到刘勰《文心雕龙》等领域。两汉繁富，六朝精约；两汉雄放，六朝精致。它似乎突然冷却了两汉，敛缩起来，两汉的“关中大汉”骤变为六朝的“秀骨清像”，这是在整个时代精约型文化一审美观念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与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相关。作者指出，在这一美学史演变历程中，西晋居于中介地位上，存在于园林赏会，文学的审美样式、审美格调，美学理论等许多方面。这一切终于在东晋形成沉淀，进而伸向南朝，这个过程比起前代美学史来更为复杂，也更具美学本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