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科学“基因”

科学这一元素从通俗文学和严肃文学,从文艺理论、创作思潮和作品等方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就通俗文学来说是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翻译、创作和出版热潮,此热潮在20世纪出现了两次。就严肃文学来说,写实主义一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牵制,那就是科学;写实主义不仅是技法上的,还是思潮性的,是现代文学的主潮;主潮的背后更有理论上的科学方法论和观念论在作支撑。这一切都反映了文学生命的历史性、普遍性的蜕变。     

韩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现状综述

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以后,韩国文学作品开始正式大规模地在中国出版发行,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翻译出版了众多的韩国文学作品,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把韩国文学作品更好地翻译和介绍到中国,在翻译时如何把握韩国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平衡关系,是我们今后在翻译和传播韩国文学时始终应该思考的问题.     

通俗文学作品读者的心理动因探析

八十年代初,作为纯文学对应物的通俗文学悄悄地从纯文学中分蘖而出,并在中国文坛上扎下根来。经过几次通俗文学的热潮之后,通俗文学的发展开始趋于平缓,分出层次。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界对文学功能的认识无不是局限于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理论家们把视野集中于文学作用的高层次上,没有把眼光投向或不屑于投向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殊不知文学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是因为低层次的需要而萌生,向高层次发展的。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对思想性、艺术性的追求和通俗性、娱乐性的失落,最终导致了那些来自于民间的文学不再属于民间,而不得不由通俗文学来填补     

一个并未过时的陈旧话题——关于近年来的“通俗文学潮流”及其理论

关于通俗文学或文学的通俗性、通俗化问题,实在是一个陈旧的话题,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虽不断地议论并为之进行过多次激烈的论争。原则上,从文学与人民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说,通俗与通俗性,这不但不是一种恶谥,而且往往被看成也应该看成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好的品格,在特定的条件下,它还可以成为一种真正的桂冠。因此,通俗文学当然不应该受到歧视,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当然也不应该引起忧虑,更不应该受列责难。不过,我们看问题和下判断都不能从一般的原则出发,更不能从模糊的概念出发,而必须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上确实存在的事     

文化价值的确立和20世纪通俗小说的梳理--评《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

通俗文学伴随着影视剧的趋动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展开着,但研究通俗文学却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前些日子,我拿到汤哲声先生新著《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流变史》（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版）时,颇为惊喜,阅读之后更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通俗文学是２０世纪初新文学作家登上文坛之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命名。新文学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学之所以有这样的命名,是为了表明他们所创作的文学是有别于传统文学而具有新的特质的文学。事实上,中国整个２０世纪文学也就是新文学与通俗文学双轨发展的。一个世纪以来,新文学因其“新”而受到人们广泛地重…     

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史的特征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有四个鲜明特征：随中日关系而变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纯文学与通俗文学并重,译者个人因素突出。日本近现代小说翻译在词汇、观念、形式、题材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承与异质:中国大陆与台湾通俗文学观辨析

中国大陆与台湾在传承中国古典通俗文学观中的"使俗通"与"通于俗"两个层面上显示出了不同的走向。大陆现代文学的"俗化"从一开始就承担了雅文学批判、启蒙的任务,表面倡导"通俗",实则具有"雅化"倾向。在"使俗通"的创作精神下,文学家们用文学来阐发其启蒙思想,始终有些居高临下的"化大众"姿态;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通俗文学从发轫起,在创作理念层面就少了"政教"、"启蒙"色彩,更倾向古代通俗文学观中"通于俗"的层面。它不单包括语言和体式,也包括思想和题旨,专注表现平常百姓的物质欲望与世俗情感,因此其文学具有更多的通俗文学的根本特性。重新考察通俗文学观中的"俗化"与"化俗"的关系与演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辨识和理解通俗文学的复杂内涵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特殊意义,无疑也会为大众消费语境下的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     

市民文学与平民文学之争

关于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长期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阶层,甚至直接称之为市民文学;另一种认为通俗文学的社会基础是平民阶层。这两种理解长期存在,市民文学提法占据上风。然而市民文学理论体系来自欧洲,在中国运用有生硬牵强之处,平民文学观念体系更适合中国国情。实际上平民与市民两种体系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依存的互补关系。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与平民阶层的发展壮大,也是同步互补的关系。     

论现代通俗文学所受的西方影响——以程小青和徐訏为例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虽然就源流而言,主要是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但在20世纪前半期整个中国文学向现代迈进的过程中,也注意吸取西方通俗文学的艺术经验。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是对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的模仿借鉴,《霍桑探案》中的侦探形象塑造、主角配角的设置、正面侦破案件的情节模式、侦探助手讲述破案过程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等,均是对《福尔摩斯探案》全方位的模仿。徐訏的新市民小说明显受到英美通俗小说的影响,他的异域传奇言情题材与西方的哥特小说有一定的相似性;1943年出版的畅销小说《风萧萧》讲述抗战时期的多角恋爱与间谍故事,汇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间谍小说的潮流。两位作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吸收西方现代通俗文学艺术经验中建立了自己的独特的叙述模式,从而完成了对中国传统通俗小说的超越,使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完全汇入了世界潮流而获得的文学史的意义。     

主体的确认：《峡口道士》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之四

中国笔记小说开创了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共存一体的先河,实现了此后的两种文学互动影响的机制化,并催生了第三种文学通俗文学的形成。这也是中国文学之所以始终保持主体鲜明、形态丰富、承续有序、不断创新的生命活力的最根本原因。基于此,本文选取晋代的一篇笔记小说 峡口道士 作个案研究,对其进行叙事解读,探讨作品的叙述语态、角色模式、叙事程序等,发掘出这篇笔记小说的深层结构为主体的确认,折射具有文学媒质功能的笔记小说的叙事特征,进而为中国文学的叙事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翻译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创造性叛逆

介绍了女权主义翻译与研究的背景以及女权主义翻译者的主张，指出加强对女权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研究对译介学和翻译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西方女权主义翻译及创造性叛逆的实践入手，分析了女权主义翻译在文学领域的发展趋向和女权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翻译的影响。女权主义有意识的叛逆翻译观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西方女性对女权意识挑战的产物，表现出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对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学话语系统的革新与译者的关系

中国文学话语系统生命力的持续更新、蓬勃发展、与时俱进,无一不是翻译活动带来的结果,是与译者的辛勤耕耘和汗水密不可分的。在翻译活动过程中,译者从边缘化的地位经历了译者的隐身再到主体性地位的确认,可见译者正在得到应有的关注,这必将更进一步推动文学话语系统未来的发展。     

英译选集载体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

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背景下,对单部作品、特定体裁的译介,无论是在翻译实践,还是在翻译研究层面,都引起了译界广泛重视。然而,将译作编成涵盖中国文学全/半跨度,综合所有重要体裁,塑造、传播整体形象的翻译选集却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文章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选集编纂传统,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英译选集、国内对外文学英译选集的编纂概况进行了梳理;对选集编纂和作用发挥的一般机制、“翻译选集”不同于一般原文选集的特殊规律进行了总结,并对国内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调研。目前,国内译界对文学英译选集编纂的相关研究严重不足,对同属“选集”的共性部分与我国两千多年的选学传统相脱离,因“翻译”带来的新复杂性也疏于用当代译学加以阐释。未来,为充分发挥翻译选集在文学“走出去”中的作用,应将传统选学与当代译学结合起来,形成“译选学”研究,加深对此载体的认识。同时,应尽早推出同规模对外作品,摆脱此领域任由海外汉学“代言”的局面。     

从莫言作品获奖看“边缘文学”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学中被视为边缘文学。莫言荣获诺贝尔奖的事实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在西方文学中已由边缘步入中心,其发展变化符合文学多元系统论的发展规律,成为阐释边缘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论中地位变化的有力佐证。文章在分析莫言作品成功走出去所涉及的影响因素外,也阐明了译者在文学翻译中所遇到的翻译策略选择问题。     

论古汉语英译韵律和节奏的把握

古代汉语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学的根基。英语翻译将古汉语的文学特色表现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古汉语英译时应把好握韵律和节奏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比较文学向翻译研究转向是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最新趋势,同时也将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本文指出,当代比较文学发生的文化转向呈现出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即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运用,对影视、动漫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翻译进行的研究。而其中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为当前国际比较文学、同时也将为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略论"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启蒙运动和新文学的迫切需求,文学翻译得到高度重视,戏剧翻译当属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达到了启蒙民众、救国救民的目的,也丰富了对戏剧体裁的掌握。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既包括当时进步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等观念的政治背景,又包括一定的文化背景,即中国文化、文学、文学观念均处于转型期,对戏剧翻译的需求应运而生。“五四”时期戏剧翻译的主要特点有：作家在翻译外国作品时均采取了颇为“自由”的翻译手法;他们所选取的外国作品主要以浪漫主义为取向;这一时期的作品均取自西方一流文学大师的作品。“五四”时期外国戏剧的翻译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意义,无论从艺术形式或思想内容而言,中国现代剧作家的戏剧都从翻译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并将这一外来影响和本土创作结合起来,从而奠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     

论李长之的童话译著及其儿童创作论

在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史上,李长之在儿童文学的翻译、创作、评论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译的《歌德童话》至今仍是我国惟一的歌德童话的译著,他的童话创作反映了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轨迹,他的童话评论也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颇有代表性的一个方面的观点。总结李长之的儿童文学理论及其实践,对于研究现当代儿童文学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赛先生的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探索——兼论中国翻译历史及理论发展

纵观漫长的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事业经历了四次高潮:东汉至唐宋末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学翻译,五四运动时期及其之后的西学翻译、革命理论和文学翻译,新中国成立至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蓬勃发展的中国翻译。每一次高潮都呈现出鲜明的特点,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末清初时期的翻译虽然都始于宗教的传入,但与之前时期相比,翻译不再是以宗教文献为主,取而代之则是科技著作翻译:翻译"赛先生"。由此,成为中国翻译史上一个分水岭,拉开了系统地翻译科技文献的序幕,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海外汉学家与香港《译丛》的中国文学编选及译介

香港《译丛》是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与国际传播的一个典范。在其主创出版者与撰稿人群体中,海外汉学家是一支重要力量。在文学编选方面,他们的跨文化身份明确了域外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的学术关注点又将选材进一步聚焦,最终选定代表性的中国文学篇目。而且,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近乎直译的汉学翻译方法与相关研究性文本相结合,是一种全方位深度传译的“丰厚翻译”模式。因此,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进程中,海外汉学家群体的地位与作用亟需得到学界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