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阿富汗战争时代”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研判:国家治理的视角

2001年塔利班倒台后,阿富汗启动了制度转型历程,实现了对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耦合关系的建构。阿富汗国家治理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尽管在改善政治环境、加快经济发展和促进社会秩序恢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仍未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是政治权威性不强、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动荡不安。从国家治理的视角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后阿富汗重建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而且可以对2014年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政治稳定发展前景予以研判。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认同:一种结构视野下的分析（英文）

在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全球化的外力推动及社会内在转型的双向互动。在这一双重时空坐标中,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具体形态诸如公民认同、民族认同等微观研究层面,而要加强沟通宏观与微观的中观层次学术考察,深入探讨国家认同何以可能的问题。为此,消解个人层面的本体性焦虑,使其回归本体性安全及实现国家层面的国家向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彰显国家认同的功能性力量。无论是基于理论逻辑阐述还是事实经验考察,国家认同都不能独立地发挥稳定且持久的作用,而是需要经济激励系统、政治价值系统与制度组织系统三方面的基础性结构支撑,这三个领域的功能匹配是国家认同得以可能的有效路径。     

认同的逻辑——刍议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的关系

政治认同是个体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对于维系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降低或节约统治成本、促进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看到,个体政治认同的实现还受到其他认同的影响,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有紧密关联,必须深入探讨政治认同与诸认同之间的关系。     

“看不见”的治理——美国19世纪国家治理模式探讨

美国早期联邦政府并不是无为而治,而是实践着现有理论无法识别的独特治理模式。联邦制不仅是保障地方自治权的宪法设计,同时也是欧洲模式的财政一军事国家构建的必由之路;在联邦有所为的治理领域内,美国的国家构建者以实用主义的政治智慧推行着多种简约治理的机制;美国早期国家也不是普遍均质的,而是一个主要运转在西部陆地边疆和东部水域边境的国家,因此处在普通民众的视野之外。     

从“抗疫”视角看中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巨大考验和挑战。面对这场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我国的社会治理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治理等各领域所彰显的强大优势,取得了抗疫的重要成果。但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社会治理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这就更加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改革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制度性风险”下的国家审计行为能力分析

利益性结构和职能性结构是社会结构的两个重要方面。一直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更多关注的是利益性结构问题,即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以致忽视了社会职能性结构的变革、调整与同步发展,从而加大了社会制度性风险。转型社会制度性风险治理应该是我国深入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我国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参与国家治理制度性风险的职能、能力及作用是由国家经济、政治体制及制度,政府行政目标和执政能力决定的。     

民族和谐视阈下整合意识形态的新视角——国家认同建构

民族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当前,民族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整合意识形态的必要性凸显。只有加强意识形态的整合,才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促进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而正确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强化公民教育、树立主动公民价值观为发展路向,探讨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方法是当代国家认同的新视角。     

大学生国家认同差异性分析——基于甘肃Z高校的调查

大学生国家认同,是指大学生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笔者利用甘肃Z高校998个大学生国家认同的调查数据,采用交叉分析的方法,对大学生国家认同的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级、民族背景、政治面貌、干部经历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对大学生国家认同存在差异性,而生源地、所学专业对国家认同的差异不显著。为此应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充分发挥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夯实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思想基础;大力加强执政党的能力建设,提升大学生对执政党的认同。     

社群与国家认同的产生、构建及变迁

从现代社会的交流和流动中可以看到,社群认同的给定性和客体性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而纯粹的主观主义阐释也只能停留在现象的静态描述上;如果使用建构主义理论来阐明社群特性和认同则更符合当前的实际,因为它更关注认同形成的复杂而多元的动态过程。同时,当代社会中急速扩展的流动和交往、尤其是它所酝酿的各种新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正在超越近代以来的社群和国家认同,造就着一种新的共同体及其认同。就目前而言,这种流动和交往主要使现代化所强化的、与族群认同相一致的国家层面的认同减弱了,使国家认同不再是以族群或族群同化为基础,而是在尊重族群文化平等共存的前提下强调更为基本的个人价值层面的文化认同,或者说是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的层面上来构建社群或共同体的认同。     

试论澳门特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建设——纪念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澳门特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仍然面临培养澳门人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同感的任务,这不仅是基于殖民地历史对澳门人国家、民族认同感消极影响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也是"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制"共处带来的新问题,同时还与澳门国民教育在时代变迁、经济发展、文化多元、赌权开放背景下面临的困难有关.澳门特区进行国家、民族认同建设既是适应自身政治地位变化的需要,也是妥善处理澳门和内地经济一体化与两地政治制度差别之间矛盾的需要.当前加强澳门特区国家、民族认同建设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要发展好经济,妥善处理与内地在经济融合中的矛盾;二是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调动澳门人时"一国两制"政治实践的积极参与;三是要大力发展公民教育,塑造和培养澳门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下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审视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既处于核心地位,也发挥着核心力量,自我革命既是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核心地位也有赖于自我革命得以巩固,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迫切需要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因此,自我革命是解决国家治理现代化问题的必然选择,而党正是做到革故鼎新、守正出新,才能引领中国国家治理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开辟新境界。     

国家治理体系构建背景下政府主导型治理探讨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已经成为转型时期我国着力实现的重要目标,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关键性作用。文章以政府主导型治理为中心,在分析政府自身、政府与市场以及社会问题基础上,试图探寻构建以政府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路径。     

阿富汗的“可乐瓶交通员”

由于连年内战,基础设施落后,阿富汗几乎没有像样的公路,到处都是崎岖的山路和险恶的谷地。     

国家政治场景下的边民认同探究——以近代以来中越边境地区云南段为例

中越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原本居住于同一区域的有历史渊源的边民群体由于国界线的明确划分而归属于不同的国家.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对两国边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各自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国家归属意识.但边民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总是与具体而实际的民族利益的情感相联结在一起,它不可能离开国家语境而单独发展,这就要求政府在国家制度的设计中充分考虑边民权益的获取和传统表达的机会.     

以传统符号建构国家认同的悖论

民族传统文化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但这一建构过程也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传统并不能弥合其内部认同上的歧异,反而可能造成认同的内部分裂;另一方面,传统符号又可以借助国家力量进行认同的强制性重整,而这又可能造成少数族群的传统丧失.本文认为,发展超越传统的公民认同是消除悖论、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方向.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中西方国家治理逻辑的分析与比较——兼论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与镜鉴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基因与当代社会制度,中西方在国家治理若干基本逻辑方面呈现出鲜明对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市场逻辑、选票逻辑和对抗逻辑主导着西方国家治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则呈现出民本逻辑、国家逻辑、选贤逻辑和协商逻辑交织而成的治理取向。在各自国家治理传统与基本逻辑的交互作用下,西方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表现为“二元对立结构中的制衡与分治”,而中国国家治理的总体性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体多元结构中的协商与共治”。当前,西方国家治理普遍遭遇系统性困境,这是其固有的国家治理逻辑在新环境中演进失衡的结果,其根源可以追溯至新自由主义和治理理论兴起等因素造成的“国家缺位”问题。在西方国家治理陷入系统性困境的背景下,现代治理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国家转向”。我国应以西方困境为镜鉴,立足于发扬国家治理的中国逻辑,致力于构建彰显自身特色与优势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一进程也有助于推动形成超越西方治理理论、更具世界性意义的现代治理理论。     

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美国少数族群传媒关于族群和国家认同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少数族群传媒的研究表明，少数族群传媒具有促进族群与国家双重认同的特点，对族群文化的认同不等同于对移民来源国的政治认同。当然美国学者有关研究也存在不足，只有公平、公正、包容地对待少数族群传媒，才能减少传媒与政府的矛盾，才能促进少数族群融入主流社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