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如是别传》在陈寅恪学术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柳如是别传》为陈寅恪一生最后一部著作，为陈寅恪构思、写作时间最长的一部著作（从开始构思到最后完稿前后达二十余年，仅写作就长达十年之久），为陈寅格所有论著中篇幅最大的一部著作（大大超过了他早年的三部代表作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之总和，这三本书加起来不过四十多万字，而《柳如是别传》则多达八十多万字，几乎相当于前三本书的两倍），为陈寅恪本人最为看重的一部著作，为陈寅恪所有论著中思想内涵最深的一部著作．这五个“最”足见《柳如是别传》的非凡价值。但这只是就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缘起

《柳如是别传》又名《钱柳姻缘诗释证》,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最后的一部著作。全书共约五十万字。解放后,党和政府对陈寅恪先生的工作和生活给予妥善的照顾,使这位早年双目失明的学者的著述工作,从未中断。对此,他曾多次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感激。陈寅恪先生于1969年逝世。他在去世前用了十几年的工夫,研究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史学、文学材料,终于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这种学术钴研精神是难能可贵的。蒋帮的一些无耻文人,政客,因为陈寅恪先生十多没有发表文章,便大谈他的晚年遭遇,并借此进行反共宣传。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著作,就是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使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重新得到贯彻,《柳如是别传》也将整理出版。我们特地选登它的第一章,供读者了解这部著作的概貌。     

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

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与松江名士的交谊考证甚为详备,但也有待发之覆:陈子龙、宋徵舆、李待问等名士是否曾同在柳如是处宴乐?李雯之《与卧子书》究竟作于何年?《柳如之轶事》所载杨宋爱情之内容是否属实?柳如是与宋辕文是否同庚?这四个问题表面上各自独立,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均是考订陈子龙与宋徵舆何时定交;厘清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才能较全面地重现柳如是与宋徵舆的情路历程;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均源自对《质直谈耳》所载故事之真实性的怀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能对《柳如是别传》有所补充和修正的。     

柳如是嘉定之游补考

陈寅恪先生之《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嘉定之游考证详尽,但受当时资料检索不便之局限,柳如是嘉定之游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唐先生遗稿》的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唐先生遗稿》中关涉柳如是嘉定之游的诗篇与程嘉燧的相关作品互为补充和佐证,使柳如是嘉定之游得以更加清晰和完整的面貌呈现。     

谈《胡适全集》误收的一篇文章

《胡适全集》第12卷收录的《宿命论者的屠格涅夫》一文的作者应为胡遹。首先,根据全集注释的出处,此文的原发刊物为《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年第1卷第7期。上海图书馆收藏的这册期刊上,在目录页与正文署名的地方都印着“胡遹”,刊物的前后均无任何按语说明其出自胡适。学术界也没有发现胡适曾用过胡遹这一笔名;其次,文章表现出的观念与胡适素来的文学观念与翻译理念都不吻合,也不符合1930年前后胡适的政治思想理念。     

从《柳如是别传》读柳如是

陈寅恪先生秉承自己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追求,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和满腹才学,在晚年费十年心血完成了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是书为我们解读这位曾被视为"乱世名妓"的才女,提供了可供参阅的标本。把这位恃才傲物而又大义凛然的传奇女子展现在我们面前。     

风风雨雨家国事——读《张学良口述历史》

在口述历史方面，唐德刚先生堪称权威。他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顾维钧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和《胡适口述自传》。可以说，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史学家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历史亲历者的视角，为读者展示了一幅近现代中国生动而鲜活的画卷，为挽救宝贵的历史资源做出了非凡的贡献。     

《柳如是别传》心理分析浅谈

《柳如是别传》是一部亦文亦史的奇书巨著,贯穿全书的心理分析,鲜明地体现了它的文学创作之特点。陈寅恪“以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塑的眼光和精神”,与三百年前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通过考今典和释古典相结合的诠释方法,将钱柳因缘诗章“辞锋针对,思旨印证之微妙”展示在读者面前,再现了明清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情感波澜。     

“钱氏家难”考索——《柳如是别传》新证(选段)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末附“钱氏家难”,略说:牧斋(即钱谦盖)逝世后,由于族人逼债,柳夫人缢死荣木楼,得以保钱氏一门不致倾家荡产,颇为时论所推许。顾苓《河东君传》,“宗伯(指钱谦益,下同)薨,族孙钱曾等为君求全(采按:此句有语病。应云“向君求全”),要挟蜂起,以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呜呼!今而后宗伯之语黄门,为信而有征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精神义谛

虽然近年来学术界、文化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陈寅恪其人其学,但迄今为止,人们对这位大史学家的了解还有限得很,对他的学术创获、学术贡献和学术精神尚缺乏深在的研究。陈寅恪之学的精神义谛大致可以归纳为九个方面:第一,陈寅恪是最具独立精神、最有现代感和历史感的历史学者。第二,陈寅恪的基本文化态度,是不忘记本来民族之地位。第三,陈寅恪的主要文化理念,是文化高于种族。第四,陈寅恪从根本上说是一位贵族史家。第五,陈寅恪是一位学术奇迹的创造者,他的后三十余年的著述,都是在目盲体衰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的。第六,由于陈寅恪对为学的材料资源的特殊重视,在观念上扩大了材料的应用范围。第七,陈寅恪创立了独特的解释学,即"古典"和"今典"双重证法的阐释学,认为阐释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方可达致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第八,陈寅恪一生的最大著述是《柳如是别传》,其历史书写的旨趣是"借传修史",即通过为一代奇女子立传来撰写明清文化的痛史。第九,陈寅恪的"哀伤"与"记忆",实与百年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以及他的家族的命运遭际有直接关系。     

清初的遗民心态与《水浒传》的接受

遗民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群体。它出现于朝代更迭之际,表现出一种政治性特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传统的士人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反映,并由此形成了遗民文学这一特殊的创作现象。清初出现了两部《水浒传》的续书,一是陈忱的《水浒后传》,二是署名清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与一般续书不同,这两种续书并非为了发扬、补足前书的内容,也不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而是基于遗民心态下的遗民文学创作。从接受的角度看,这两种续书是遗民的期待视野与《水浒传》本文相遇的产物,作者和评点者都借小说的内容表达了亡国之痛、种族之感。     

胡适与美国意象派:被叙述出来的影响

大多研究者相信新文学运动中的胡适受到了美国意象派诗歌的巨大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追溯影响说的起源,指出这种影响性关系实际上是在某种相似性上被想象和叙述出来的;也考察胡适理论的具体形成过程,阐发其内在的连贯性和独立性,说明胡适的"八不主义"和新诗建设理论,是他立足于汉语文学语境,运用开放的眼光所提出来的旨在解决中国文学重大问题的具体方案。     

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

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关系相当特殊。苏轼任职凤翔时与陈公弼有矛盾,后来却一反常例为陈公弼作传;传闻贬苏轼到黄州是当政者想假陈季常之手加害苏轼,陈季常却成为苏轼在黄州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素有游侠之名的陈季常,却家有“河东狮吼”。真真假假的事实和传闻后面,表现了陈公弼对苏轼的严格要求、“爱人以德”,陈季常的侠肝义胆以及苏轼不记前嫌的风范,为人们的交谊树立了典范。     

高适家世及其早年经历释证——以新出《高崇文玄堂记》、《高逸墓志》为中心

新出土的高适之父<高崇文玄堂记>、之侄<高逸墓志>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高适的家世及其早年经历提供了有价值的新资料.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对历来争论很多的高适生年重新加以考释,综合考订了高适家族高崇文、高崇德、高崇礼三支的仕宦、婚姻情况,并对高适早年生活经历、本人与家庭的关系、仕宦生涯的几个关键转折点等学界关注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与中国传统治学方法

在科学方法论的建构中,胡适把杜威的整体哲学化约为方法,并以此来观照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在西学观照中与中学双向互动,相互改造,由“五步法”改造为“三步法”,再由“三步法”演变为“十字法”,最后到“四字诀”。胡适重构方法论的思路已从标榜西学到融合中西,终至偏向传统朴学。由于胡适的中西文化融合只限于文史治学领域而无法完全达到哲学层次,因而很快被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论所代替。     

重评五四启蒙运动三题——兼评李泽厚诸先生之说

五四启蒙运动有三个问题值得重新评说:一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是与非。五四启蒙运动常常因致力于思想文化问题而受到非议,但作为政治革命之后的思想文化补课,五四并非"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的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这种选择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二是为什么反对"调和折衷"。这也是"五四"遭受非议的重要原因。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之所以选择这种极端化的态度,并非只是出自策略性的考虑,而是不相信调和折衷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只要面对文化冲突的实际,就会承认,一些基本价值是无法调和的。三是启蒙运动的目标指向。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从属和服务于救亡的。事实并非如此,五四启蒙运动虽然与救亡相关联,但它以人为出发点,目标指向是人而不是民族或国家。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     

胡适与中国传统文化

运用精神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胡适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情结”。这种中国文化情结不仅与其少年时期接受的传统教育有关，而且为他后来“反叛”传统、走上“全盘西化”道路提供了“内驱力”。但胡适的这种“全盘西化”只是一种学术主张甚至于意识形态，并不代表其具体的学术实践。终其一生，胡适的学术思想与其说是“全盘西化”，毋宁说是“西方学术的本土化”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