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本文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抽样)提供的资料,对黑龙江省育龄妇女生育状况作一简要分析。 一、与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对比 (一)一般生育率、总和生育率下降较快。黑龙江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1981年为72.81‰,1989年为62.53‰,较1981年下降10.28个千分点;总和生     

上海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上海市是我国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妇女受教育程度、经济参与率比较高的城市．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的出生串为11．33％，自然增长率为名．96％。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为41．3lXo、一孩率为92％、总和生育率为1．3，计划生育指标都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上海市长期以来处于低生育水平，除了计划生育工作卓有成效外，上海市妇女、尤其育龄妇女在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有较高的地位，对生育率的下降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意义。本文将应用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妇女地位调查资料，就能突出反映妇女地位与生育率密切关系并适合…     

广西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妇女生育状况的比较分析

80年代以来,广西妇女生育水平下降明显,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0％机器汇总资料计算的1989年广西总和生育率为2.80,北1981年的4.12下降1.32,处于解放以来历史最低水平,这是就整体而言。就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妇女群体来看,生育状况存在着差别。分析这些差别     

中国蒙古族的生育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民族人口的原始数据,通过民族生育水平分类,对中国蒙古族的生育模式作了比较与评价。１９８１～１９８９年８年间．蒙古族育龄妇女生育率下降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进入了人口稳定增长的阶段。在影响生育率水平的诸多因素中,育龄妇女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职业构成中科技人员和干部的比重增加以及较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对生育率的降低起着重要作用。     

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分析

对于不同文化程度的育龄妇女,其生育观念,优生节育知识及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地位等都存在较大差异,进而影响其生育水平。本文从妇女的婚育年龄,总和生育率,活产子女,生育孩次构成等方面,来分析广东妇女文化素质与生育水平的关系。     

茂名市人口出生率变动因素分析

据第三、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茂名市1989年人口出生率为28.29‰,比1981年的26.11‰增长2.18个千分点,平均每年只增长0.273个千分点。在抓紧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人口出生率为什么未降反升呢?下面从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育龄妇女已婚率和育妇女龄生育率三个因素的变动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加以分析。     

北京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妇女生育率的比较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的生育率已经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在8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北京市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3～1.8之间波动,在全国生育率水平最低的三大直辖市中仅略高于上海。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10％提前抽样数据计算,1989年北京的总和生育率约为1.3,接近历史最低水平。 就整体而言,尽管北京的生育率已属于全国最低之列,但不同类型妇女的生育状况却存在着差別。分析这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     

奖励扶助在成都--四川省成都市开展农村部分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工作专访

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国西部地区最早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城市,几十年来,随着计划生育工作在成都的不断深入开展,到90年代初期,该市就达到了低生育水平。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8;1991年,全市人口出生率为11.92‰,死亡率为6.33‰,自然增长率为5.59‰;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00年成都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0.90;2004年底,据成都市计生委统计,全市人口出生率为6.27‰,自然增长率为0.27‰,计划生育率95.65%。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计划生育率一直稳定在95%左右,目前全市1孩妇女占已婚育龄妇女的比例达82%。实行计划…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³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3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本文质疑梁秋生论文中控制外来流入人口以后京津沪大城市总和生育率均高于 1 0的推算结果 ,并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 1‰抽样样本的京津沪育龄妇女案例进行了检验汇总。按两种不同口径的汇总结果都表明 ,京津沪户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远远低于 1 0。     

中国育龄妇女生育集中度变化分析——基于“五普”、“六普”数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结束了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给妇女带来的桎梏,妇女的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具体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率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妇女在生育行为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本文利用最近两次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来分析育龄妇女的生育集中度变化情况,并以此对中国目前TFR很低的现象做了解释,据此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的时间,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会呈上升的变化趋势,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回升到更替水平。     

论城市化与边际妇女总和生育率

<正> 人们曾经从理论上分析过影响妇女生育率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本文试图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人口城市化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我们以一个省(市、自治区)为一个样本,共27个样本,利用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和其他统计资料,把妇女生育率、妇女总和生育率、计划生育率等作为因变量,把人口城市化各种指标作自变量,对每一对自变量和因变量按多种函数关系进行单元回归,从中挑选出拟合效果最好的一种函数关系来进行讨论。分析结果表明,妇女生育率和妇女总和生育率与这些指标的关系基本相同,本文就只讨论妇女总和生育率与人口城市化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也要论及计划生育率。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最近,一些人口问题文章对于用什么指标来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问题,发表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总和生育率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贴切的指标,有的文章认为平均生育孩次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等等。究竟什么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最合适的指标呢,本文打算就这个问题也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总和生育率不是评价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的合适指标 总和生育率是一定时期（通常是一年）育龄妇女各年龄组生育率之和。它说明一个妇女如果按照某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度过她的育龄期,她一生可以生育几个孩子。这是一种假设。但是,总和生育率又是各年龄组妇女实际存在的生育率之和,所以它能够反映一定时期（例如一年）育龄妇女总的生育水平。利用总和生育率可以进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至不同国家生育水平的对比分析。例如,我国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总的趋势是下降的,从1952年的6.47下降到1981年的2.63。三十多年来,总和生育率这样大幅度下降,总的来说,说明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是,总和生育率的高低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婚姻制度、生育观念、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等,都会对人们的生育发生作用。一些特殊的因素,象天灾、战争     

山东省20世纪90年代生育水平估算与生育力差异分析

文章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省生育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对其20世纪90年代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显示,自90年代后半期起,山东省就进入总和生育率低于1.5或保持在1.5左右的低生育水平阶段。并利用COX回归分析方法,以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以同龄妇女孩次生育发生比为因变量,对两次人口普查年份的生育力差异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在降低生育水平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县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全国2 357个县(市、区、旗等)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四分位图法归纳总结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的整体空间分布规律:东北、东部沿海最低,华中、华北、青藏地区次之,西南、华南地区最高。运用空间探索性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总和生育率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分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产生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越发达、妇女受教育程度越高、离婚率越高,县域总和生育率越低;享有适当宽松的生育政策或传统生育观念越强的地区,县域总和生育率越高。文章分析了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内部造成县域总和生育率差异的原因。     

中国低年龄在业女性人口与早婚早育

妇女在业状况对其婚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这在人口学研究中已成定论.无论从国外的情况,①还是国内的统计分析都表明,②③不在业妇女生育率高于在业妇女.但是,这些研究中都没有把不同年龄段女性在业状况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加以区别分析.事实上,这一影响的差别是十分显著的.从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看,低年龄女性和全部育龄妇女在业率对生育的影响甚至是反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