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

<正> 伴随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如何改革呢?史学界目前的看法和主张尚不一致,但有不少同志(青年人居多)提出,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我赞成这种意见。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努力搞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史的研究。抓好经济史研究是进行突破的基础工作;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就能站到突破的至高方位,掌握其制高点, 刚跨入八十年代,老史学家刘大年曾撰写了一篇史论文章,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回答说:“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其理由有     

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讨论及其意义——与刘大年同志商榷

自1979年5月我在南京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天京政权的性质是新封建政权后,一年多来,在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明显的进展。1980年第二期《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刘大年同志在日本东京大学所作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状》的学术报告。其中第四节《学术活动与问题讨论》,提出了如下的批评:“上面我说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体现了‘百家争鸣’,这当然不是认为所有的讨论都很有意义,或者所有的意见都能成立”。并说:对个别人主张太平天国政权是又一个封建政权的看法,不能接受。对刘大年同志的批评,我是不同意的,特提出来进行商榷。     

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分析初探

目前,中国近代史的宏观研究有两点缺憾:其一,虽然“近代”的下限应断在1949年几乎已成史界公论,但绝大多数论者依然以1919年为界将中国近代史“腰斩”;其二,在腰斩了的半截子近代史的研究中,又津津于到底由哪几个政治事件连成“链条”来概括近代中国历史的争论,而忽视了全景的、宏观的把握。种种“链条”说的通病,就在于它们过分偏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而将经济史作政治史的背景条件当成陪衬,将思想文化史作为政治史的观念表现置于附庸。宏观的研究对象,迫切要求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有新的尝试、新的突破。本文试图运用系统观点和方法,将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从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形态的整体系统来研究,注重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的相互联系。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陈胜粦教授谈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引向深入?或者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突破?显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记者最近也带着这一问题,访问了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研究生导师陈胜粦教授。也许是对这一问题素有思考,陈教授一待我们坐定,便侃侃而谈。他说,从解放以来的情况看,新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专题都展开了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的和谐观念与现代化

一 流长二千多年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很多研究过中国哲学的人回答:“和谐”。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很多研究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回答:“动乱”。中国的传统哲学具有和谐的本性,而中国近代史却是充满动乱的现实。这究竟是什么缘故?究竟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中     

我国最早自建电报线路考辨

我国最早的电线电报通讯始于何时?这是近代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应该给予正确回答的问题。在我国最早架设电线进行电报通讯的是外国人。至于我国自己试办电线电报,目前史学界一般以为,试办于1874年,时值日本侵台,沈葆桢在福建倡导发动,但未成,“成功是在1879年(光绪五年)”,李鸿章得清政府批准,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架设电线至天津。并于1880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述史模式的可能性探索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创建和研究,必须解决如何“述史”的基本问题.文学史哲学对文学史研究进行审视,归纳出以“自律论”、“他律论”为代表的两种最基本的述史模式和一些突破“自律”“他律”思维定势而提出的述史模式,这些述史模式在民间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述史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操作空间和一定的局限性.“综合性的话语分析”,是一种研究中国民间文学批评史的可能性述史模式,它具有较明显的理论生成和实践运用的空间.     

兼容众法、切入热点

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时，无疑，从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但笔者认为，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近代史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昭示我们，继承光大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应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具体说就是：第一，在方法论上应保持多样性。古人云“史无定法”，西方哲人亦有“多样化是进步的原料”的说法。（当然，作为指导意义的世界观上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不在此列）这么说决非可以任意判断，而是说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用不同方法。这十多年来近代史研究之所以兴旺发达，…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一个朝气蓬勃的新领域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城市史,特别是近代城市研究领域。有志于城市史研究的不仅限于青年学者,很多成果卓著的老一辈专家也异口同声地表示:近代城市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五、六年以前,城市史还只是人们在学术会议上呼吁的题目,多数人认为城市史只是地方史的一个分支。随着国家社科“七五”规划把上海、重庆、武汉、天津近代城市研究列入国家重点课题,城市史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每年有成百篇城市史     

刘大年史学研究述论——一种基于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考察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回望他的一生学术历程,关注现实、服务政治是其史学研究的主要动力,以史论政、援政入史构成刘大年史学著述最突出特色。刘大年的史学研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比他早或比他晚的,大概都没有像他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那么明朗、那么紧密地联在一起的。刘大年史学堪称成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结合的典范。     

处处有路透长安——姜涛研究员访谈录

导语：姜涛先生是国内知名近代史研究专家。1980年代中期,在刘大年先生的指导和鼓励下,姜涛先生在国内率先进行了近代中国人口史的研究,先后有《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与历史》等学术专著问世,颇得好评。在名家辈出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姜涛先生也是新见迭出,引入关注。     

略述梁方仲教授研究明代经济史的成就

梁方仲先生不幸辞谢人世,一瞬又过了十个春秋。他晚年精心编著的关于明代社会经济史的书稿,终于未能写成,这是他直到临终时自己意料不到的憾事。他的遗著,有些正在排印,有些正待整理,而他愿为中国史学“增添一砖一瓦”的素志,毕竟是实现了。方仲先生从事中国经济史和明史的研究,数十年如一日。他对经济学和史学都有湛深的修养。在三、四十年代,他集中精力研究明代财政经济制度史,并逐步开展对明代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围绕以“一条鞭法”为中心,他究明中国历代特别是明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创新

197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时限已经确定为1840-1949,现代化史成为与革命史同样重要的研究主题,研究内容上发展出时期史、阶段史和年代史,研究方法上也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正迎来更大的突破.     

漫谈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特征

历史地描述中国古代文论的固有体系,准确地概括中国古代文论民族的、历史的特征,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不少同志呼吁,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要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需要,来一个“突破”或“跃进”,而把“突破口”选择在讨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问题,则是非常恰当的。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呢?抽象地议论,大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具体地解说,意见却是各有不同。首先,人们对于什么“特征”、“特点”的理解就很不一致。有的说,既称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征,那就必须是指中     

正确对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和“革命范式”——与吴剑杰、龚书铎等先生商榷

回顾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在反思“文革”前17年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近代史研究时,在方法论上逐渐突破早先反思者在旧有框架中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充的做法(例如,作为较早反思者代表的李时岳先生,虽然提出以“四个阶梯”说代替“三次革命”说,但他本人声称自己的提法“对‘三次高潮’论并非根本对立,只是部分的修正和补充”①),认为“我们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非常基本的概念、范畴、命题、判断,即使有些并不错误,却一直缺乏足够的科学性论证和学术性探讨,有的虽然流行多年奉为定论,其实却…     

论《创业史》的结构——《柳青研究》之一

<正> 柳青在回答《文艺学习》编辑部所提出的“你每次写作,感觉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时,明确说过:“最困难的是结构,或者说组织矛盾。”何以言之?他接下去又有一段精妙的议论:     

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下限问题说开去

长期以来 ,我国史学界一直把 184 0年至 1919年的“中国近代史”与 1919年至 194 9年的“中国现代史”分为两个学科。这种划分 ,只是为了某种政治效果 ,在学术上没有多少道理 ,专家们很早就提议把这堵墙拆了 ,并已达成共识。 1997年 ,在《近代史研究》杂志出满 10 0期的时候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的作者、著名中国近代史学家胡绳先生重提“拆墙”的建议 ,他说 :“把 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 ,视为一个整体 ,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 ,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 ,有头有尾…     

中国近代文化史与中外文化交流

文化史的研究非常重要,记得我们的老师翦伯赞先生曾经说过:“经济是历史的骨骼,政治是历史的血肉,文化艺术是历史的灵魂。”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把历史写成一个无灵魂、无生命的东西。”可是,现在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学,大多主要讲政治史、阶级斗争史。近几年虽然也增加了     

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撮要

由《社会科学战线》及全国25个学术单位联合发起的19世纪中国教案——义和团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9月20日～23日在安徽省绩溪县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0余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这是继1985年成都会议之后,中国教案史研究工作者的又一次盛会。教案史研究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中外关系史等诸多方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教案史的研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