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慈善团体述论

民国以降 ,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慈善团体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获得了较大发展 ,团体的数量和规模超过前代 ,团体结构趋于规范。慈善团体与政府形成多种互动关系 ,表明民国慈善团体在有意识地追求社会公共权力 ,这为“第三部门”的形成和社会现代化的实现 ,起到了有力推动作用。     

胡适与北京大学

胡适一生与北大关系密切。本文对胡适担负北大领导期间所做的诸多工作和他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做了客观评述。同时指出民国时期的北大学统带有浓厚的自由民主色彩，这个传统的形成其中与胡适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以世界报界大会为中心

民国新闻界在1915年和1921年,两次委派代表,远渡重洋,赴美出席世界报界大会。中国代表在旧金山和檀香山会议上,表现踊跃,充分展示民族报业的风貌和报人的进取精神。这是民国新闻界走向世界的盛举,有助于改变中国形象,吸引欧美新闻家来华游历考察,提升中外新闻交流的规模和层次,从而推进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进程。不过,由于国情特殊,民国新闻业与政治势力纠葛缠绕,新闻界出席报界大会不只是单纯的职业行为,而颇有国民外交的意味,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种努力。     

实证方法与民国学术

实证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领域渗透的结果 ,是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主体方法。可证实性原则是实证方法的核心。经由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的介绍 ,这一方法在民国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传播 ,影响及于每一学人。胡适、冯友兰、金岳霖在此一方法的基础上吞吐中西、融会创新 ,构建起各富特色的学术体系。经过实证方法的洗礼 ,传统思维方式获得了改造 ,科学思想与方法深入人心 ,民国学术也因此焕发出勃勃生机     

民国文论与民国文学三大思潮

民国文论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大文学思潮的推介、阐释、论述和传播,为民国文学倡导“真的文学”“人的文学”“平民文学”,主张“自我抒情”,注重非理性主义精神的表现,提供了极具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支持。同时,民国文论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学思想和主张,为推动民国文学三大思潮的演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为民国文学确立现代意义的创作原则,建构现代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胡适与周汝昌

“新红学”的创始者胡适对周汝昌的提携可谓不遗余力,而周汝昌则是最能继承胡适衣钵的红学大家。梳理胡适、周汝昌的交往经过及师承渊源,不仅有利于认识“新红学”的发展脉络,更有利于澄清有关胡、周关系的诸多模糊说法。     

胡适与李宗仁

胡适与李宗仁的交往 ,从北伐时期开始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 ,“两广事变”时期 ,胡适谴责李宗仁的讨蒋抗日。抗战胜利后 ,胡适与李宗仁在北平处理学潮问题上配合默契。新中国成立 ,李宗仁毅然回归祖国 ,与胡适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胡适与传记文学

胡适是五四时期倡导传记文学第一人,自称既有“历史癖”,也有“传记癖”.他主张写传记文学要有真情真爱,要纪实传真,要用生动的白话写作.他创作了大量传记文学,其特点是不为达官豪绅树碑,甘为平民学者立传;立传既为立人,更为立意;传记重事实,不虚构;文字生动、语言直朴.     

胡适：“中国文艺复兴之父”

胡适有"中国文艺复兴之父"之称.他是明确把中国新文化运动比附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人,并参照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变革的成功经验用以指导中国新文化运动,进而在人的觉醒,文化的复兴与创造等方面体现了文艺复兴之精神.     

胡适与中国新诗艺术

胡适是中国新诗的开拓者。本文论述胡适与新诗艺术的关系，论述他的理论、创作实践对新诗艺术的贡献，他在理论上、创作中的失误和局限以及对新诗艺术的影响。试图在对胡适在新诗艺术中的作用的评价中，探讨新诗艺术的形成发展、艺术特色与局限等问题。     

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内涵及其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的关系辨析

目前,对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及其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的关系的认识还存在许多的混乱,这些又导致了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含义、范围、性质、课程体系、人才培养及学科发展方面理解的混乱。因此,正确界定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内涵及其与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的关系,这对于认清公共事业管理学科的特质、指导公共事业管理的实践、促进公共事业管理理论的更好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里开创了许多新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取得的成就与其“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要完全归功于其方法论。胡适治学,首重方法,一生围绕方法这个观念打转;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善事之利器;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则证明了其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创新方法的重要性。这些启示我们要进行学术方法的不断革新。     

全球化与高校外事工作

全球化既给高校外事工作带来了机遇 ,又提出了挑战。对西方的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要有明确的对策。高校应围绕学校发展的总体目标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国际科技、教育及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中国行政公益诉讼的法理检视

近10余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实务界皆对公益诉讼这个命题关注有加,尤其是对行政公诉,大量研究成果系统性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行政公诉机制.但是,中国的检察机关从权力性质上讲是司法机关,从功能定位上说是宪法所专门规设的法律监督机关.如果置法治语境于不顾,强行赋予检察机关以不符宪法定位的公益诉讼人身份,不仅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滥诉风险,而且由此带入行政公益诉讼程序中还会引发诉讼本身的异变,继而生成一系列不利于公益保护的负面效应.然而这并非检察机关刻意为之,归根到底还是法律监督疲软无力的问题.所以,为了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实施还需回到原点,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及其运行架构.     

胡适与民国时期安徽大学的初创

作为一位皖籍著名学者,胡适并不仅仅关注中国和世界,他同样十分关注家乡安徽的教育文化事业.1921年8月,胡适首先发出筹建安徽大学的呼吁.之后,他对推动安徽大学的筹建起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1928年4月安徽大学成立后,他曾是安徽大学首位校长的主要人选,并且与安徽大学最初几位校长关系密切,对他们有重要影响.     

民国舆论视阈中的《大公报》

今人关于《大公报》的论著浩如烟海,却鲜有人关注时人对其怎样的印象。当时＂读报阶层＂对《大公报》基本是持认可态度,报纸的销量是最好的体现。但所谓树大招风,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大公报》对重大事件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免会招来非议。因为在＂九一八＂事变中主张＂不抵抗＂使其受尽了非议,很快又不幸背上了诱发＂闽变＂的黑锅;华北局势吃紧时的＂南迁＂被认为是不担当;而解放战争时期更是两边挨骂,既被骂作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的软弱资产阶级,又被骂作＂向来亲共＂的＂赤色汉奸＂。时人对《大公报》的这些非议的背后不排除有单纯的爱国心的驱使,但更多的是有复杂的利益关系掺杂其间。     

民国前期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对日本输华贸易的影响

民国前期正处于世界矛盾和利益急剧变动的转换阶段。相对较为落后的日本垄断资本 ,为了在与西方先进国家争夺同其邻近的殖民市场 (中国 )的过程中 ,实现和保持其在华利益优势 ,不断变换其对华具体政策 ,以便有效利用国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所造成的各种条件。文章对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先作简明概括 ,进而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此期不同阶段政策的变动作综合分析 ,最后考查民国前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变动对日本输华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公共物品供给视角下我国现行高等教育 资助政策研究

高等教育公费制度改革以后,学生开始承担部分费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困难学生群体,教育资助政策也应运而生。教育资助政策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对公共物品排他性标准的科学界定避免了教育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政府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协调好各方利益关系是实现供给方式最优选择的关键。     

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特点探析

民国以来,华北民众的"闯关东"运动持续发展,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然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整个人口迁移的形势为之一变.事变后闯关移民的年龄、性别、职业构成、地域分布等方面与事变前迥然不同,呈现出新的特点.通过对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特点的考察,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向东北的人口迁移是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其性质属于中国人口自发的国内转移,是中华民族自身的客观调节运动.事变后,进入东北地区的华北人口,不再是自由流入谋生,而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其实质是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     

民国时期苏联农业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及其影响

民国时期苏联农业技术通过官方聘请苏联专家、派遣留学生、进出口贸易,以及两国侨民移居、兴办企业、边民往来等途经向中国转移,内容主要包括知识、经验和农业机械、良种等的技术要素。这些技术比较适合中国农业自然条件和生产需要,应用推广改造传统农业增产增收,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消费结构改善,促进机械化、集约化、商品化进而推进了区域农业近代化。同时,在一些方面为新中国初期引进与推广应用苏联农业技术奠定了初步基础,引进农牧品种改良地方品种,形成杂种群在新中国先后育成一批新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