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粤行将遍,三春思转穷"--论潘季驯巡按广东的政绩

潘季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卓越的水利专家之一,他的政绩还涉及吏治、民生、赋役改革等多方面.他于明朝中期被委派到当时最复杂难治之地的广东任巡按御史.在任期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大力整顿吏治,连续查办了潮阳县知县蔡明复、海丰县县丞朱杰、博罗县知县舒颛三人违法乱纪、贪黩殃民的三大案件,震撼了广东官场.而他巡按广东期间最大的贡献,影响也最深远的,是推行"均平里甲法",它是张居正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赋役制度的前身.正是由于潘季驯在广东推行"均平里甲法"的成功,才有了万历初年张居正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一条鞭法".     

唐代地方监察体系的核心:州府录事参军研究

以传统的监察视域而言,唐代的地方监察体系大致由两部分构成:唐前期的监察御史巡按州县、大臣出使巡察地方;唐中后期则归因于开元二十一年设置的采访处置使制度。就唐前后期的这些常规性方式而言,均职司监察。但若以监察的实效性来论,则几于形同虚设。事实上,唐代地方层级上贯通着多重监察路径。而在这些颇具实效的地方内部监察系统中,身为州府僚佐的录事参军之于地方政治和监察,均饰演着极为"剧要"的角色。录事参军的主要职权即为监察权,不仅涉及对州府内部官员的行政监督,同时又深入到州府财政、户口、粮食等多重领域的监察之中。对州府录事参军的考辨,可补传统监察视野的罅漏,亦能感知其在唐代地方监察体系中的真实地位和作用。     

言官与明代政治

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吸取元亡的教训,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政治腐败,官员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甚至监察百僚的御史也沾染了恶习。因此,他很重视台谏官的建设。朱元璋沿袭元制,设御史台。洪武十五年更置都察院,长官为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御史为监察官,是天子耳目,代天子巡按各地,官职虽卑,仅为七品,     

明清易代之际“智意之士”党崇雅事略

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二月，李自成大军攻入山西，一路势如破竹，明官兵士绅闻风纳降，初八，占领太原。三月初一，农民军到达大同。十五日，抵居庸关，十六日，克昌平，十七日，农民军列队攻北京外城，十九日凌晨，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于煤山槐树上，明朝灭亡。宝鸡蟠龙山人党崇雅，时年六十岁，1625年中进士，初授职南阳府推官，掌勘问刑狱，协助知府掌理刑法和典章制度，以恪尽职守，政绩较著而奉调入京，经考选，委以山东道监察御史，选任四川巡按，崇祯末年…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刺史制度是汉武帝在秦御史监郡和汉初丞相史出刺基础上的独创 ,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汉代刺史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都有着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刺史制度的形成、演变与两汉政治休戚相关。刺史、州牧的地方官化是东汉政权瓦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明朝巡抚与巡按辨略

巡抚和巡按 ,是明朝政治制度中地位和作用都非常重要的两个高级官职。然而 ,长期以来 ,不少人常将二者相提并论 ,实际上 ,从抚、按之起源、任命、职掌诸方面可辨析二者之异同     

教团自治与国家控制:唐代道官与道教管理

道官是古代政权为管理道教所设的一种特殊官职,而道官制度是古代政权在道教管理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对于实现政权对道教的宏观管理和协调政教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唐代的道官制度继承前朝,在道教管理实践上趋向成熟,同时在中央集权的日益强化趋势下,政府不断加强对道教的宏观管理,道官也逐渐沦为世俗政权的卑微附庸和御用工具,日益呈现世俗化和官僚化的发展趋势.     

明初冀东移民中的故元官属遗民

在明初冀东地区的移民队伍中 ,有一种类型比较特殊 ,这就是故元官属遗民。此类移民主要发生于洪武和永乐两朝。明政权在建立之初 ,退守漠北的故元残余势力时常南下骚扰 ,对明朝新生政权构成威胁。在这种形势下 ,明政府一方面在北部边界屯驻大军 ,以随时抵抗蒙古势力的进攻 ;另一方面则实行“空边”政策 ,即将塞外边民大量迁入内地。这些被迁往内地的降民 ,大体分远近两种类型 :远者迁至江南、四川等地 ,如洪武元年 (136 8年 )八月将一批元故官迁往南京 ,洪武二年(136 9年 )迁幽燕之地的蒙古降民于南方 ,洪武三年 (1370年 )迁蒙古降民于四川 …     

秦汉的御史官制

在中国官制史上,御史是司监察的官职.它之成为系统,时在秦汉.秦汉是中国御史官制的形成时代.秦汉的御史官制,有一个演变过程,约略可分三期.秦至汉初,御史系统即监察系统,此为第一期.汉武帝改革官制,增设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均司纠察.于是监察官制发生结构性变化,御史官职仅为监察官制的构成之一.自武帝终西汉末为第二期.光武中兴后,御史制度又一变,直至建安,为第三期.前二期,御史首席均为御史大夫(成帝哀帝时曾二度更名大司空),可合视为"大夫制".第三期,首席长官易为御史中丞,可以说是"中丞制".然纵有变易,御史官职终不失其监察职能.本文拟就秦汉御史一官之官署、职任地位及主要特性,作一大略的考述.     

唐代出使监察制度与中央决策的关系初探

作为一个庞大封建帝国的最高控制器和调节器,唐中央政权必须随时了解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动态,以便及时作出准确的反应,这是中央政权决策过程中极其关键的环节。为此,唐中央政权建立了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但是,仅仅依靠地方各级官吏向中央作定期或不定期的报告,还是远远不够的,仍然可能出现虚报、隐瞒等行为,使中央得不到真实的和完整的信息,从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唐代中央政权在建立由下至上的地方情况上报制度的同时,又建立了另一个从上而下的出使监察制度,即由中央直接派出各种使臣到各地了解监察地方州县的情况,以作为决策时的重要依据和参考。     

略论我国地方制度的特点

每一个国家在政权的结构方面,都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除了建立全国性的中央政权组织之外,还有必要将领土划分成若干部分,并按此区域的划分建立各级地方政权,以便形成系统的权力组织,有效地管理国家事务。但有了地方政权,必然会有局部利益同全国性的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所以地方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往往表现了中央同地方之间对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当某个国家的地方制度所     

论高丽朝对唐代御史制度的接受与变异

在朝鲜半岛贵族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下,被移植而来的唐代御史制度逐渐发生了全方位变异：御史由王权的耳目与爪牙向制约王权的方向演化,出现了谏官化、贵族化的现象。这使御史们取得了复请权、驳执权、署经权、进谏权、论政权等以制约王权为主的权力。御史的贵族化,使世系与道德成为他们监察权针对的主要事项。与此相应,高丽朝御史台的司法权比唐代有了极大扩展,不仅将侵害纲常及性犯罪列入专属管辖,而且拥有包括接受诉状、侦察、逮捕、审判与执行在内的完整司法权。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的高校巡察工作路径探究

开展校内巡察是强化高校党内监督的重要制度安排,是落实中央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监督网要求的重要举措,是高校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推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保证。校内巡察对高校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对巡察工作的经验进行总结梳理,探索出一条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巡察工作路径。     

博弈论视角下机动式巡察的反腐效力评估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在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力度。机动式巡察是近年来市县党委开展巡察工作的一种新兴操作模式。相比于常规巡察，其优势在于行动的“不确定性”，使巡察对象无法摸清巡察的周期，从而产生更强的监督效力。博弈论的模型分析能够直观地评估机动式巡察的反腐效力，清晰地呈现熟人社会、公权租金和同体利益带来的负面效应。尽管这些干扰因素会减弱机动式巡察的反腐效力，但是其对较为严重的腐败行为影响较小；“纵向提级”或“横向交叉”是值得借鉴的应对之策，能够直接回避熟人社会和同体利益营造的困境，但是需要以严格控制跨域成本为前提；通过思想教育活动的完善引导巡察方的价值理性，是公权租金诱惑的治本之策。     

中国地方制度析论

中国自秦统一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以后,为了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逐渐形成了有关地方的建立、授权、调整和治理以及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框架。这样的地方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不断的调整而趋于稳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地方制度文化。同时,这样的地方制度及其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及地方政府的运行、改革和治理。建基于西方国家历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分析框架,无法全面揭示这样一种植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地方制度的独特内涵,因此有必要在全面梳理其历史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对它作出深刻的阐释。     

洪武政治对中国经学的重构

明初要巩固新生政权就必须加强对思想的控制,面对相对落后的社会文化,洪武政治必须对中国经学进行重构.洪武政治对经学的重构主要体现为:以循经致用为基础,在思想内容上宣传了正统思想;在形式上重塑了语言风格,提高了经书的可读性.洪武政治对经学的重构具有明显的汉学倾向,从而产生政权诉求与学术主流相背离的现象.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意涵、逻辑与构建路径

巡视巡察联动体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巡视制度的升级版。巡视与巡察在指导思想、结构功能、运行逻辑等方面均相同或近似,区别之处在于两者的主体、范围、对象和内容不同。构建巡视巡察联动体制是构筑权力监督体系的必要之举,也是实现巡视全覆盖的必由之路,更是推动治党理政、反腐惩贪向纵深发展和向基层延伸的必然选择。建立巡视巡察联动体制的实质在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党内监督制度。从领导机制、工作机制、组织保障、制度体系等多个方面入手,逐步建构起巡视与巡察一体化部署、推进、落实,从而实现两者有机结合、互补互促的党内监督全覆盖体制。     

从《圣迹图》看孔丘的反动一生

一切反动派无不千方百计地吹捧孔老二。在孔老二的老家曲阜,存有不少过去反动阶级为孔丘树碑立传的反面教材,《圣迹图》就是其中的一种。这部《圣迹图》,是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封建官僚巡按御史何出光,为了给孔丘“歌功颂德”,汇集宣扬孔丘的图像,兴工刻石成连环画,陈列在孔庙“大成殿”后面的“圣迹殿”。它按照编年顺序,依事绘图,以一百二十幅画面表现孔     

农村基层巡察面临的现实难题及破解之策

作为党内监督下沉的重要形式,农村基层巡察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重要制度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积极探索农村基层巡察的有效途径,并取得明显成效。然而,有的农村基层巡察在聚焦主责主业、巡察政策措施落实、巡察队伍整体素质、与相关职能部门衔接配合等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须解决的现实难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表现在思想认识还不到位、能力作风不太适应、方式方法不够新颖、制度机制不够完善等方面。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坚持问题导向,找准巡察工作定位;加强能力作风建设,打造巡察过硬队伍;结合农村工作实际,创新巡察方式方法;完善制度机制,抓好巡察成果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