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锡晋与晚清义赈

义赈是晚清国运衰颓时由江南士大夫发起实施的新的灾荒救济形式,体现了一批中下级官员和在野士大夫的政治抱负和经世能力。唐锡晋在晚清义赈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运转高效灵活的指挥中枢,同时他还利用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以及职业关系,为义赈提供物资、人员等多方面的保证。唐锡晋投身义赈达三十七年,历地八省五十一州县,以坚持时间之久与跋涉地域之广而享誉朝野,并在死后获得民国政府的隆重褒奖,他的义赈经历在晚清义赈主体中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     

论晚清义赈的历史定位

晚清义赈对近代中国灾荒救济事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救荒体制;使民间广泛地参与到灾荒救济中来;有力地促进了中外合作救灾新局面的形成,并最终促使中国近代赈灾体制得以初步确立。此外,它还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和参与社会公益救助热情。     

晚清赈济体系初探——以“丁戊奇荒”为例

官赈、教赈以及义赈是“丁戊奇荒”中基本的三种救灾形式,是晚清赈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官赈、教赈与义赈在救济的性质、程序及款项来源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但在实际救济过程中三者却未表现出明显的排斥与抵制,而是形成在官赈为主导下相互协作,互为补充,彼此影响的关系,构成了晚清赈济体系多元化特点的内核。     

助赈彩票:传统道义的近代关怀——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萌芽

彩票是一舶来品,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彩票实为仿效外洋吕宋票而产生。晚清"义赈"这一新的赈灾机制的出现则为中国近代本土彩票的出现提供了资源支持。正是假"义赈"所需,促成了中国近代彩票的早期萌芽。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简评

谈文通过对郭汉民先生《晚清社会与晚清思潮》一文的简要评析,分析了晚清社会思潮逻辑起点界定的合理性以及作者宏观上对社会思潮梳理的准确性。原文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在注重每一种社会思潮发展演变过程的同时兼顾其与其他社会思潮之间的比较研究,这种思潮研究的整体性构成原文的一大特色。此外,笔者从思潮的概念界定及其范围、鸦片战争对经世思潮的影响、关于“立宪”和“革命”的表述问题等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近六十年来清代赈捐制度研究述评

赈捐指政府面对赈灾而举行的捐纳或捐输活动,是救灾中一种重要的筹款方式。清政府为筹集资金曾多次开办赈捐,尤其晚清,虽早已意识到政策的弊端,仍频繁开捐。赈捐对清代救灾、官僚制度、财政、社会风气等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赈捐是捐纳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捐纳制度的研究,赈捐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拓展对其个案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民国华洋义赈会河南灾赈述略

民国时期 ,河南灾荒严重 ,在政府救荒不力的情况下 ,“义赈”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不仅国内的慈善人士积极参与 ,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力量也加入了赈灾的行列。华洋义赈会在河南组织了多次灾救活动 ,它先进的救灾理念和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如造林、建桥、修路等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的生活环境 ,对政府救荒确实起到了襄助的作用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述评

借助图书馆情报学的手法总结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不足。清末陆地边疆史研究在21世纪初由冷趋热,研究趋于活跃,前后差异巨大;涉及的学科以史学最为集中,其次是教育学、民族学等,薄弱领域广阔。作者群体除个别特例外,呈现出分散性特征;研究单位除北京外,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边疆史的研究中心在边疆,其地域化色彩鲜明。高被引数与高下载量在研究专题之间的横向对比方面显得较低,边疆史学是边缘史学,而非显学。就研究水平的区域差异看,以东北研究较为深入,西北、西南研究相形落后。     

变革中的衰亡——清末新政再研究

清末新政是清王朝面对内忧外患局势而被动进行的一次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方面的自我改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文章从清末新政改革的内容为切入点,探寻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改革者在主观方面的欠缺和失误是新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新政中未能驾驭改革的种种措施,反而使之成为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助推器,亲手培养并壮大了自己的反对力量,加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消亡。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浅议清末地方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

清末地方司法改革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特殊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推动了地方司法改革等新政的实行;另一方面有利的社会条件又推进了改革的进度。该文主要以地方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监督制度改革为研究对象,对这一改革的背景、原因、内容和影响进行分析。     

清末新式销售方式探析——基于清末各地官报等史料的分析

清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别于传统商人的商人群体,一般我们称之为新式商人.事实上在新式商人发展的过程中,商品销售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模式,诸如拍卖、赛会、各类陈列所和销售所等等,在市场推广方面和宣传方面,清末的新式商业也开始重视报纸、招贴等广告宣传,销售手段呈多样化.文章通过整理和分析清末各地官报等相关史料,力图更真实地反映当时商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     

清末重庆新式学堂述论

清朝末年,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重庆教育迈向近代化的历程也肇端于这一历史时期,其标志即为新式学堂在重庆的创办和发展。重庆的新式学堂主要有小学、中学、半日学堂等类型,分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创办方式一是设立新学堂,二是由书院、私塾改造而成。重庆各区县积极筹措经费,加强选用和考核教师,多渠道、多形式地创办新式学堂。所以,虽然重庆新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后来居上,短短10余年时间,重庆的新式学堂就初具规模。新式学堂的兴办,引进了西方近代文化知识,促进了重庆地区近代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使当地社会风气发生转变,对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晚清湖南邮政述论

晚清湖南邮政状况纷繁复杂 ,既有官办驿站、文报局 ,又有民营信局 ,更有近代邮政的设置。尤其是近代邮政发展迅速 ,表现在 :邮政处所逐年增多 ,开辟了多种邮路 ,邮政业务进展很大。比起传统的驿站、民局 ,是历史的进步     

清末京师图书馆发展述略

清末京师图书馆的倡办,有三个至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侍郎李端棻,再就是罗振玉,最为关键的是学部尚书张之洞。京师图书馆成立后,在清末短短的两年多草创期间,除了解决人事、关防印信、经费等基本问题外,还在图书收聚等方面成绩显著。此中原因,与馆长缪荃孙有关。清末京师图书馆草创的基础,为民国后的对外开放、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