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任何国家的财政既是保证国家机能运转的物质基础,又是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财政机能的正常发挥。因此本文拟从事权划分、财源分配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督与管理三个方面来探讨日本中央与地方的政财关系。一、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有限集权模式与政策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模式直接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和效果。为了维护中央权威，保证中央政令畅通，从我国国情和社会转型期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选择有限集权模式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有限集权模式的制度性依据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的构成方式，它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在国家组织结构形式和原则上的体现。按照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不同构成形成．国家结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单一制和联邦制。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权力机关掌握着主要的和统一的政治权力，并统辖着地…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与实证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以及二者之间关系调节问题较为突出,有必要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的视角,从宪法高度提出和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原理,并运用这一原理在地方自治等具体问题上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予以实证研究,主张应该在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科学以及均衡和谐的宪政精神。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论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上)

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则是财政体系内部各级政府对占有的国民收入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本文就从这个角度出发来探讨现行的日本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收支的划分     

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

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国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俄罗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老问题。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以给予地方充分的权利为条件,寻求与地方的妥协,结果立宪联邦事实上成了契约联邦,使俄罗斯处于“国体四分五裂时期”。普京集制度整合和权威导向于一体,使“叶利钦后遗症”日益缓解,地方“权利岛”开始削弱。尽管目前对普京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最重要的是:任何改革,必须符合国情,符合基本民意,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集权与分权: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变迁

文章首先以集权与分权这一矛盾为主线,缕析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博弈过程: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从中央高度集权一步步迈向地方独立分权;北洋政府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表现为中央财政严重削弱,地方财权恶性膨胀;国民政府时期,通过变化频繁的财政体制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收回地方财权。随后,从保持一定的中央权威、界定政府财权与事权、赋予地方独立税源以及完善财规、建立激励约束监督机制等方面揭示了近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变迁对当今正确处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启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个演进的理论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１９７６年以后才有了本质性的变化。在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期间，中央政府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可能在其与地方关系的变革上迈出更大步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徘徊，也正是中央与地方的不稳定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制约使得从１９７６年开始的变革成为可能。作者总结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过程，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不同时期存在的不同问题，特别指出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经济改革之后随着地方经济的自主发展而产生的新的特征。     

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构想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孙中山以保障民权为出发点,主张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各自的权限.但由于民国初年政治形势的影响,孙中山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具体构想也前后经历了联邦制、集权制和均权制的变化.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思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基点,通过地方自治既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又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思想.     

从州级官员设置的变动看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本文通过刺史品阶的变动、别驾的置废、地方增员与中央减员的矛盾三个视角考察了唐代州级官员品阶、职位、员额设置的变动情况,进而探讨了在这些变动因素的背后所体现的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贞观年间提升中、下州刺史品阶的改革,是唐初中央调整与地方关系政策的一项,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重视。别驾一职频繁的置废,表明了中央在对地方官职取舍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通过这种取舍性的运动,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唐前期地方员额的增员与唐后期中央对地方员额的减员改革之间的矛盾,也构成了唐代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重要一环。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与马汉海权论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从社会再生产角度论述了海权思想,新航线的开辟、工业革命、航运、殖民地、世界市场是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的五环节。马汉从争夺世界霸权的角度论述了生产、海运和殖民地三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从海战史的角度论述了海权与大国兴衰的关系。本文认为,这两种海权思想既有共性又有本质差异,均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海洋的重要作用。海权思想对于中国发展航运经济、建设强大海军、维护海洋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移民过程中的政府、市场与家户

通过对内蒙古S旗的实地研究，我们发现生态移民政策的实践过程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精英、农牧民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过程。在复杂互动关系的背后是由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以及地方民众所形成的权力和利益网络。自上而下的生态治理脉络中，地方政府处于各种关系的连接点上，其集“代理型政权经营者”与“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于一身的“双重角色”，使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充满了不确定性。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控制力制约机制问题探究

在中国农村,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传统影响根深蒂固,基层政权在治理模式上仍然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法律的作用微乎其微,基层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控制力削弱。而要改变目前的现状,唯一的出路就是将乡土情结融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法治化轨道。     

中国与巴基斯坦电力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巴传统能源资源较为短缺,但电力资源相对丰富,为双方扩大电力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巴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以及优惠的电力投资政策,也有利于中巴开展电力合作。本文全面分析了巴基斯坦电力供求形势、中巴电力合作的基础与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中巴电力合作的对策建议。     

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

海权是大国崛起的重要因素。进入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战略海权观、合作海权观、复合海权观、经济海权观和海洋国土观。作为后冷战时代中国海权发展的产物,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中国海军的战斗序列。航空母舰的服役将反作用于海权观念,大大增强中国海权的物质基础。本文将就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研究与探讨。     

“Power together”: Professionals and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creating productive partnerships

Disparity of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has been shown to be a major challenge in creating a successful partnership in caring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y.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was to evaluate workshops attended by professionals and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y by raising awareness to barriers related to incompatible expectations and role definitions.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order to identify factors that facilitated or impeded their collaboration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workshops attended by 22 mother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y and 24 professionals (most of them are social workers). This qualitative research used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Findings showed that parents and professionals joined forces to create a productive working relationship by taking advantage of power over and power together relationships. This mutual process required participants to be aware, empathic, and respectful of one another's needs and limitations; acknowledge the contribution of experiential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co‐operate in overcoming the effects of ineffective bureaucratic service systems. Interventions geared to contain emotional burden, acknowledge differential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nd structure the use of power are suggested.     

“从无知到有罪”——福柯论“俄狄浦斯王”中的三重“知识-权力”交织

从福柯对戏剧《俄狄浦斯王》的阐释中可看到他对“知识-权力”框架所做的理论补充。福柯试图去除传统解释中知识和求知欲望之间看似自然的因果链关系,而代之以引入知识与权力的复杂关系,以此阐述现代真理话语系统机制的产生。福柯认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解释的俄狄浦斯确实打破了传统认知,但过分抬高了性欲望的理论地位;俄狄浦斯剧更能反映的,是知识话语中真理的发生以及权力机制的运行。在福柯看来,《俄狄浦斯王》不仅体现了自我知识的揭示,还展现了不同类型知识的冲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复杂交织,并且反映了真理审判程序的应用。福柯对《俄狄浦斯王》的分析视角,也喻示着他从具体权力机构考察到古典时期诸权力思想研究的转变。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Indicators of State Formation：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tate Theory Based on the Four-tiered Settlement Hierarchy

在古代中国,在夏商周时期的上古社会,邦君与贵族领地或采邑之间的某种隶属关系并不等于秦汉以后郡县制下中央与地方的那种具有行政级别的行政管理关系。那种只有具有四级聚落等级形态才表示国家已形成的理论是有局限性的,它并不能说明国家是否产生这一问题的实质,因而也不应作为衡量的标准。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国家和文明的起源,固然要对聚落的等级做出划分,同时还必须对史前社会组织、等级、阶层、阶级的产生、权力性质的演变等因素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因此,将阶层阶级的出现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是最具特征性的,而且在考古学上可以找到其依据和物化形式,因而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