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庸先生论中唐的三种新文体

本文是罗庸先生为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讲授唐宋文学研究课的记录稿 ,罗先生对唐代传奇文、俗讲及其它俗文学、曲子词等三种新文体的得名、起源、与其它文学形式之关系以及其对于推动文学发展进步之特殊意义和影响等作了深入的探讨 ,资料丰富 ,论证翔实 ,切实体现其不尚空言、力戒虚泛的治学态度和另辟蹊径、注重创新的学术眼光     

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综论

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有其特定的概念规范和学术要求“湖南文学”有其时空不同的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外国文学”指近代形态下的中国以外其它国家的文学;将两者比较,应以深化对湖南文学及其规律的认识为目的。区域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的着眼点表面看似矛盾,但从本土出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利于区域文学精神的把握。这一课题对于清理湖南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总结认识湖南文学的演变规律,透视湖南精神,形成湖南比较文学研究特色都具有重要意义。课题可以从“个案研究”和群体研究两个层面设计若干子课题。     

“文革”地下小说中的“意识流”兼谈地下小说的现代意识

"文革"文学一般分为公开文学和地下文学两类.公开文学主要体现当时的思想意识形态,以现实倾向为主.地下文学情形比较复杂,有现实的,也有现代的因子出现.新时期文学从"文革"文学中走来,其所带有的现代性具体表现在"文革"地下小说上.从文本角度考察,以<波动>等为代表的地下小说在形式和内涵上都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现代意识相通.<波动>还是"文革"时期特有的意识流小说文本.它和其它反映"文革"现实的地下小说一起,潜在地接通了新时期之初文学现代意识的脉搏.     

汤显祖“唯情说”的美学内涵

汤显祖系晚明之文学家,亦为文学思想家、其文艺思想之核心即“唯情说”.汤显祖之美学思想因“情”而成立.虽然显祖之思想是在泰州学派、道教与排宗的影响下形成的,但是,他和其它思想家的最大不同在于,他的美学思想的主旨和核心是“情”.显祖     

法国文艺评价机制初探——文学奖项带来的春天

法国文学一直葆有其独特且持久的生命力,其文学奖项之多更是其它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而这些文学奖项与图书销量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干预、主流媒体的良好导向以及读者、出版社、作者联动机制的动态调节下,法国文坛为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写作交流平台,健全了文学批评体制,为读者阅读提供了及时可信的选择参考。法国这种文学大环境的形成,为中国文艺评价机制的健全进而为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浸润与连通：胡适现实主义文学观述论

胡适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是杜甫、白居易以及元稹等人之文学观念的清醒延续,尤其是白居易“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文学主张对其影响深巨。但西方体验对其文学观的形成也同样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开阔了其阅读视野,深化了文学体验,丰富了理论储备,使其文学观念产生了新变和质变。进化史观、实用主义哲学、近现代欧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易卜生主义”等丰厚的西方文学文化资源有效充实并强化了他早期所接受的中国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使之逐渐凝结成一种中西连通、古今交融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新文学的初创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论新西兰文学的民族特色

文化冲突与融合是新西兰文学建构的轴心,其文学发展的轨迹从深层次上映射出其民族意识的建构过程。本文通过对新西兰的主要作家和作品的简析,阐释了新西兰文学与其它文学的同质性和异质性,并试图解读其民族文学的底蕴。     

创作·批评·传媒众声喧哗下的打工文学

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为了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打工文学之特点,试从社会文化背景因素入手探究其产生的根源,并进一步分析其在传媒和文学批评影响下的崭新特点。     

宋人词论流程述略

（一）文学要向前发展，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一方面作家在奋力拼搏，试图推进文学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某些偏见或其它因素总是使尽全力加以阻挠，特别是抒情文学受到的磨难更为深重．中国文学大家族中的成员之一宋词就是在这种磨难中站立起来的．面对这异彩纷呈、多姿多彩的来代词苑，不同的人可以获得不同的审美愉悦．宋词作为一种千古美文之所以能够使快者掀髯、债者扼腕、悲者掩泣，是因为其包容面之广和题材开掘之深以及艺术技巧的登峰造极．就拿其包容面之广来说，无论是北风雨…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