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听证会——美国社区维权的重要手段

最近长春市政府举行了一次听证会,邀请 80 位市民旁听,没想报名人数连一半都不够。是市民参政能力差?还是组织工作不完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的听证会,会发现以下的不同。 其一,听证会主体(尤其是听证会的召集方)地位不同。在国外,许多听证会的倡议者是民间团体和个人。在中国,听证会目前大多是由政府一方倡议。例如,发改委《政府价格听证会办法》规定:“政府制定或调整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时,应该举行听证会。”消费者或社会团体可以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请召开听证会也是可以的,但具体办法和程序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其二、国内一些听证会流于形式。过去,政府部门是通过“传达”文件的形式,将决定通知百姓;现在政府部门举行听证会,百姓有表达意愿的机会了。但一些听证会在议程安排、参加人员和发言代表上做了限制,使群众意见成了摆设,成了变相的“通告会”。 其三、民众参与程度不同,结果也不同。国外民众参与听证会是“自下而上”的:民众发现问题,要求政府部门召开听证会、解决问题。它是监督政府工作与服务的手段与途径。如果听证会上不能解决问题,后续行动是司法解决,或通过竞选、出任地方政府官员,为民代言。而以上提到的渠道在中国目前还不够畅通。     

被践踏的民意

通"听"长沙市一男子17次获邀参加听证会,被网民称为"听证哥"。"两水"价格调整听证会、出租车调价听证会、城市管理条例立法听证会、电子眼听证会、有线数字电视收视收费听证会。类似的听证会我可以给你举出上百个,而     

价格听证会中的公众参与制度研究——以郑州市供暖价格听证会为例

价格听证会中公众参与制度是保证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基础条件。以郑州市供暖价格听证会为例,从公众参与的视角出发,透视中国目前价格听证会中公众参与制度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对策。专家理性和公共性的缺失、利益组织化的缺失、双方信息不对称与听证信息不公开等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注重完善听证会参加人的遴选程序、提升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信息的对称和公开、引入公众参与激励机制等是价格听证会中公众参与制度完善的必由之路。     

不要把“为国家省钱”放在第一位

社区最近,媒体上登载了北京市一些基层社区以听证会的方式来确定低保对象的报道。读后却发现了其中存在着一些遗憾。在整个报道中,记者反复强调的是:居民“吃低保要先过社区听证会”,“想吃低保将不是一件易事”。从报道中我们看到,“听证会的成员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他们要做的就是协助社区调查申请人生活状况的义务,把不符合低保条件的居民挡在门外。”最后,记者引用有关方面工作人员的话,“今年,低保听证会在该区全面推开后,平均每个月可少发放低保费用近10万元。”对此,记者用对上述数字的“大吃一惊”来渲染社区听证会的“功效”。从上…     

社区咨询

北京一位社区工作者来信说:目前,很多社区在解决本社区内涉及居民自身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时,都采用听证会的形式,请问,社区公共事务听证会有没有相应的制度与法律规定?答:听证制度起源于氏族部落议事会,18世纪英国最早应用于司法领域。我国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规定听证会制度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目前还只是在司法、行政等领域进行着实践。社区公共事务听证会主要是指居民群众为解决本社区内的、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公共事务而举行的一种决策咨询会议,它是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一种重要形式,与社区…     

价格听证会制度实行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价格听证会制度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完善政府定价决策的理想模式。理想的价格听证会制度申请调价企业和消费者有充分的倾诉权,能消除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误解和矛盾,可制约行业垄断经营,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等。但目前中国价格听证会制度尚处于探索阶段,涉及范围还比较狭窄,许多听证程序也不规范,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要合理选拔听证代表,确保企业申报材料的准确性。     

知识之窗

何谓“价格听证会” 继7月21日有关水价调整听证会之后,8月9日,北京市物价局主持举行了第二场出租车调价价格听证会。这是增强决策行为透明度的有益尝试,那么,什么是价格听证会,内容又是什么呢?一是价格听证会的范围,《价格法》明确凡是属于关系群众切身利益而又有必要更多地听取意见的价格,都可以列为听证的范围。二是价格听证会的主持单位,《价格法》规定为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这是为了防止有的部门将制定价格与自己的部门利益、局部利益相联系。三是征求意见的对象,《价格法》规定为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四是论证的内容,《价格法》规定主要为所要制定的政府指导价。     

浙江省杭州市“错时停车”解决小区车辆“过夜难”问题

2004年12月9日，杭州市九莲社区举行了一次落实“错时停车”举措的听证会，社区里的居民和8家辖区单位都参加了此次听证会。     

社区听证会与美国基层民主

一位美国政治学家说过这样的话:“没有民众的参与,就没有民主。没有绝大多数民众的参与,就没有健全的民主。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反映并影响着民主政治的健康。”而通过参加社区听证会的“社区参与”,目前正在构成美国公民政治生活和美国基层民主的特点。 社区听证会是美国普通市民参与地方政治的固定渠道。市政府要进行某项涉及社区利益的政策变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召开社区听证会,听取居民意见。美国的市议员兼任社区委员会非正式(不参加投票的)成员,因此涉及社区利益的要求和群众意见都能通过他们迅速地反映到市政府的立法部门。市里发生…     

焦点资讯

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会有五大焦点我国首次在环境保护领域召开的公众听证会--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听证会4月13日上午在国家环保总局举行。除国家环保总局之外还有八个政府部门以及兰州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张正春、清华大学院士吴良镛、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专家也参加了这次听证会。     

国会研究:美国研究的新支点

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冷战结束以后 ,国会在美国对外政策 ,包括中美关系、两岸关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把握美国国会及美国国内政治 ,成为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研究的重中之重。本文系统地总结了美国学者对国会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以及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对美国国会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提出了分析当代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发展的两个角度与分析方法 ,以期为我国的国会学与美国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见解     

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探析——以老布什时期对台政策为例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美国对台决策最能体现其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的特点.老布什时期的决策过程尤其富有戏剧性和典型性.现实主义决策模式认为,该决策是在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中美台两国三方博弈的结果.自由主义决策模式说明,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和结构起了决定性作用.官僚政治决策模式则强调,它是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与国会之间及其内部各官僚政治机构之间较量的结果.最终,这三种行政决策模式共同构成美国对华外交行政决策机制.     

简论美国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

1990年代中期,美国104届国会推行一系列＂反环境＂政策议程,掀起了自19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的第二次反环境高潮。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有着复杂的背景和多方面的成因：104届国会的政治力量构成和保守主义政治倾向、1990年代初美国的社会经济形势和政策趋势、反环境利益集团及其运动的影响和推动、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下降等都是重要因素。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一方面造成了环境政策停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环保主义者和环保组织、公众舆论和克林顿政府的抵制。最终,104届国会不得不对其激进的政策做某些调整。104届国会的反环境政策及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涉及的利益及政治关系非常复杂,环境政策的出路须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民意测验

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民意测验并不只是反映民意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塑造着民意.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对民意测验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对外交政策和民意关系的认知.他们不会盲目地遵从民意测验的结果,而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整民意,为其政策服务.在美国外交决策制定中,民意测验有时反映的与其说是公众的态度不如说是政策制定者的偏好.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中共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因应

从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美国政府先后派遣赫尔利和马歇尔来华调解国共矛盾,美国的对华政策逐渐从扶蒋联共、限共走向扶蒋反共。中共对美国的态度也从合作、中立、走向敌对。由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同苏联争夺为核心,并把反苏与反共相联系,形成两种制度之争,随着美苏冷战在欧洲逐渐兴起,美国对华政策也坚定地走向援蒋反共。中共顺应中国革命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中美苏三国四方之间的各种矛盾,在冷战与内战的交织中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试析1933-1937年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均势外交——以苏联因素为中心

1933-1937年,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在对日、对华政策上保持克制,不公开刺激日本,但这只是其中的一面。它的另一面是有限地促进苏联力量的增长,利用苏日矛盾对日本施加压力。美国此举就是要在苏日之间精妙地玩弄平衡,以此推动东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使美国得以实现其门户开放的目标。这一时期美国远东政策在表面静观其变之中又存在着积极影响远东局势的因素,其实质是"均势外交"。     

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略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外贸政策发生了从保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历史性变化。从独立到1933年美国坚持的是保护主义传统。经过贸易自由主义者与保护主义者的激烈较量,1934—1947年,在关税的谈判、关税水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政策制定权的分配和多边协定的签订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自由贸易的性质。变化的原因是保护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国际经济结构的变迁以及美国工业竞争力的增强和贸易自由主义者的不断奋争。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引起美国学界和决策当局的关注.根据对中国局势的分析,美方对"文革"采取"静观待变,尽量不表态"的策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仍是视中国为危险的敌人,继续其"紧逼遏制"战略.中美长期相互敌视以及美方在对华分析和认识上的局限乃至错误是致使中美关系在"文革"初期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和平演变"政策的产生

"和平演变"政策又称"演变"政策,是冷战年代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外交政策.该政策思想随着加世纪50年代国际局势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和完善,并先后在南斯拉夫和波兰有了初步的实践,最终以1958年NSC5811/1文件出台而宣告最终全面完成.其最初是针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而提出的,以后逐步扩展成为在冷战时期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