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1927-1937年南京政府经济公债的研究综述

1927-1937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公债政策是中国近代公债政策的开端,具有先行意义和示范效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赤字与债务始终是一个重要议题,备受学者关注.国内学者关于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公债的基础研究比较充分,比如考证公债总规模,探讨整理债务等.但是具体到专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公债时便略显不足,尚无关于经济公债的专著问世.目前,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公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方面仍然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统一公债案述评

国民政府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不是新发债项,而是以发行新债票的形式对原有各项内债进行的第二次整理。国民政府因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对各项内债的本息延期偿还,发行统一公债五种债票换偿各种旧债未偿债票,同时延长各债的还本付息年限并降低利率。统一公债的发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其负面影响仍是主要的。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前期经费短缺探因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独立运动最具权威的组织,在前期,其经费筹措十分困难。究其原因,首先是国内筹款孔道几乎被掐断;其次为国际援助杯水车薪;再者,发行“独立公债”步履维艰。种种不利条件,不仅影响到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而且还制约了民族复兴大业。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交通部与民初的电政革新述评

交通部在民国初年致力于电政革新事业,其举措之一是推行电政国有。电政国有是交通部在电政方面的指导思想,交通部也做了不少的工作,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列强的环伺之下,各个列强之间在该问题上由于利益一致,对北洋政府均采取推延无赖政策,而北洋政府又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以至于它的既定政策难以贯彻。举措之二是提升服务。交通部在服务领域的努力一是严格保障军需,军需在民初的电政经营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这也是电政的性质所决定;二是改良电政设施以利民用,由于当时民生凋敝,各种不法行为较多。举措之三是强化管理。交通部强化管理表现之一是现代会计的初步建立,二是完善章程,三是协调上下级关系。上述之外,还值得提及的是致力于加入国际电气联合会。由于当时政治局面纷纷扰扰,交通部内部也是内耗连连,截至民国五年（1916）时,北洋政府并没有能够加入该协会。总之,交通部在电政领域的革新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民初我国邮电事业的近代化。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今天依旧颇多借鉴意义和价值。     

筹措战争经费的成功运作——美国内战时期联邦政府财税政策研究

美国内战中,筹措战争经费是一个关键环节。为了克服南部邦联政府的分离主义、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北方联邦政府围绕财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采取各种措施筹集资金,最终实现了历史上战争融资的创新。第一,调整税收政策,颁布关于课征国内税的诸法令并大幅度提高关税,使税收政策成为战争融资的基石。第二,发行公债券,直接向全体人民借债。利用私人银行家成功地推销了大批公债券。公债的售出因而成为战争融资的助推器。第三,发行法定货币——绿背美钞,使联邦政府拥有足量通货输入到金币严重短缺的经济中,有力地支持了税收政策和公债推销运动。绿背美钞的发行成为一系列战争融资举措的必要辅助。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民国边疆刊物《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述略

《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是近现代中国研究蒙藏地区报刊中的一种综合性月刊。该刊从1935年到1937年共发行了7期。该刊得到了民国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该刊作者汇集了九世班禅、刘家驹等著名人士和学者，既刊载了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研究成果，又有许多时政性的论著，在近现代边疆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1927～1937年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体制评析

为了保证公债的信用和发行 ,南京国民政府在公债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方面是非常重视的 ,并且也做了相当的努力。从结果来看 ,其公债市场规范化程度较之北洋时期有了较大提高。巨额债券的发行和流通使南京国民政府得以稳定和统一 ,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国家建设 ,这对随之降临的抗战乃至最后胜利都有深远的影响。有人以公债流通市场上投机现象严重、流通市场稳定性差 ,来批评南京国民政府公债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笔者认为这些大多数都是非市场因素引起的 ,远非公债市场监管体制本身所能解决     

广东近代地方公债史研究(1912—1936年)

民初广东政局跌宕,经济封闭。公债发行竟多达20余次,实售总额近2亿元,其次数多,债额大,居各省之冠。且债券币制特殊,自成体系。巨额债务用途殊异,尽管曾对北伐战争和本省实业建设有过贡献,但大量的却是为新旧军阀混战服务,具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发行公债是统治当局筹措财政经费的重要来源,借此积累财富,扩充地方官僚资本实力。公债养肥了金融投机势力,扼杀产业资本,实为沉重的超额经济负担。历届政府不守债誉,骇人听闻,徒增商民的苦痛。一部混乱的公债史充分反映出广东近代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状况。     

政治对立下的债权博弈:新发现“孙文发售债票案”及相关问题述论

本文通过对新发现的"孙文发售债票案"原始档案资料的考察,追溯了孙中山建立护法军政府发行公债的背景及其历史过程。结合此次公债发行,站在公债发行权冲突的角度上看,南北政府均通过公债等借款进行博弈。公债发行权的争夺实质上反映了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政治的较量与政权合法性的争夺。通过公债发售一案也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艰难历程。     

论民国词的新变及其文化意义

民国词史作为断代词史研究的空白点,是一个亟待我们深入开拓的新课题。与前代词相比较,民国词在词人主体、词作、词论以及创作生态等方面新变尤多。民国词既是千年词史的结穴,对词体文学具有承传意义,也具有心灵史价值,同时还具有历史文献价值。我们在考据与整理民国词文献的基础上,对其展开个案研究与综论研究,以期填补断代词史仅存的空白。     

宋子文与战时中国研究——"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国际学术会议综述

“复旦-胡佛近代中国论坛:宋子文与战时中国1937-1945”国际学术会议(T．V.Soong and Nationalist China,1937-1945)于2006年6月19、20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及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共同主办,来自美国、韩国,日本和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以民国重要人物宋子文为中心,就抗战     

略论民国军阀史的研究

一部中华民国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基本上是两部军阀史的合成:前十七年是北洋军阀史和西南军阀史(含其它派系),后二十一年是国民党新军阀史。因此,民国军阀史的研究就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近年来,我着重于北洋军阀史方面的探讨,所以只就北洋军阀史的有关问题谈谈对民国军阀史研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