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的“代”更迭和“群”浮沉

社会生活的变迁，作家年事的增长；文艺思潮的交替，作家世系中这一“代”和那一“代”不同，是客观存在。２０世纪初，刘鹗、吴研人、李宝嘉、曾朴、章太炎、梁启超是一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胡适、郭沫若、田汉是又一代倒了２０年代，冰心、老舍、巴金这一代登上文坛；３０年代，曹禺、夏衍、胡风、周扬驰名；４０年代，吴组缃、沙汀、赵树理、孙犁、马烽、贺敬之这一代作家发扬蹈厉；５０－６０年代，李国文、王蒙、邓友梅、宗璞等新一代作家崛起“文革”前的６６年间，中国出了六代作家，人所共知，无须赘述。“文革”十年…     

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

【编者的话】金大陆先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为此,《记忆》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启之对金大陆先生进行了采访,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也接受了采访。     

近年“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变

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 么深刻,以至于“文革”故事,依然存在于当今的文学 题材之中。但是当“文革”已距今有了近30年遥远的 距离,当人们已经变得理智,与“文革”刚刚结束的文 学叙事相比,近年的“文革”题材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 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题材范围的变化,更为突出的 是叙事方式的变化,即由“伤痕”的、“反思”的直接 对“四人帮”的控诉,变为从生活的不同层面平静地、 反讽地、直接或间接地叙述,因此带给“文革”题材的 叙述以别样的面貌。 一、叙事焦点的改变 　　叙事的平常化…     

关于姓“社”姓“资”争论的反思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猛烈冲击人们的生活、思想。公开的或隐蔽的思想矛盾、冲突和斗争产生了。所谓姓“社”姓“资”之争,就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从表面看,问姓“社”还是姓“资”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但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这种思维方式深刻的历史根源,是解放后头三十年我国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在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政治运动不断。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或定势:对任何社会现象,在确定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反应之前,首先追问它是姓“无”还是姓“资”。“文革”期间,乘车船、进北京也要问阶级成分。姓“无”者接受之,姓“资”者排斥之。在那年     

《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综述

四川省青年改革研究会学术理论部于七月九日组织召开了《对“文革”的历史反思》讨论会,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反思“文革”的意义何在?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满足于给“文革”作出一个一般性的政治结论,更不应该把“文革”、“封存”起来束之高阁,不让“文革”的参加者来研究。大家在发言中指出:“文革”作为一个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目     

“文化大革命”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

“文革”时期小说的创作队伍有三类：一是在“文革”前已创作出有影响作品而又被允许继续创作的，二是在“文革”前有习作练习或发表的；三是从未写过作品的。这样的创作队伍构成，反映了当时对“十七年”文艺的否定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与此相关，“处女作现象”和新时期一些有成就的作家在“文革”中开始起步，成为值得注意的问题。     

从语言角度去研究“文革”文学

对于那个疯狂的、丧失理性和良知的年代,我们的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一个过来人难以抹去惨痛的记忆.在那个年代里,社会因黑白是非的颠倒而失去正常前进的秩序.不能说没有“文学”.但作为地表的、主导地位的,则是充斥着“假、大、空”的欺骗和谎言.那些谎言又往往穿上“真实”而实则是愚忠的外衣.回望六、七十年代之交的文学、剖析“文革”文学的历史借鉴,宜从多层面、多视角去研究、去重读,如社会生活角度、意识形态角度、人文角度、病态的人物形象及性格心理角度……等等.这里,我愿意提出,是否还可以从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文革”生活与“文革”文学?这是因为,语言毕竟是人与世界的根本纽带.人们总是依据其语言形式去接受世界和把握世界,语言成为人们感知、体认、理解主客体的实在方式.还因为,语言不仅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表达的必要工具,它本身就是思维的一部分,故也是人的一部分.语言与人之间的不可分离性,语言作为人的活动的客观实践性,决定了我们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样式表达着相应的意义和特定的文化形态.“文革”作为特定的、负面的文化形态,表现在日常语言、传媒语言以至文学语言上,其质态值得玩味.我们不妨举几个例证.1968年11月21日《光明日报》报道某地一个86户的山村,如何经过“文革”     

虚假的真实——“文革”的伪现实主义诗歌简谈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当代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文革”留下了一批包括诗歌在内的精神化石.遗憾的是“文革”结束已近二十年,可对“文革”诗歌的系统研究还没开始,流行的文学史著作对之或片言只语几笔带过,或干脆避而不谈,这是极不正常的事情.为文学史的重写与对历史的负责,现在是“抢救”清理这批精神化石的时候了.说起“文革”诗歌,我想也该归属在现实主义艺术范畴之内.如果将之置于它发生的特定历史情境下考察会发现,它的许多篇章也都出自于诗人的心灵与对生活的热爱,反映着现实的某些本质,具有真诚的一面.可当时过境迁回过头再观照它时又会发现,它是建立在“文革”错误运动基础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所以不管当时诗人们怎样热情真诚,因基础的盲目而带着一种“伪”的倾向与痕迹.检视一下“文革”时期的中国诗歌文化,是一片被世界遗忘的闭锁荒原,没有创造性的诗人诗作、在缪斯的精神浅滩上,陈列着一具具枯槁僵硬木乃伊似的艺术躯壳,一件件政治斗争“作坊”中批量铸造的产品.毫不夸饰地说,那种感情虚假、内容空洞、艺术雷同的诗歌,是标准件生产的假大空艺术,是急功近利任人蹂躏的娼妓艺术,非诗化、非人化、非艺术化的艺术.那么这种伪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及发生动因又是什么呢?我想可以从下     

伤痕文学:兴起、演进、解构及其意义

“伤痕文学”作为“文革”后的第一个文学──文化潮流,是中国文化走出“文革”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逻辑环节,它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文学继续自文学革命以来到1949年后成为主流在“文革”达到顶峰的政治──文学传统,配合新的政治─—文化变革而进行的转变,伤痕文学是告别“文革”的一次政治──文学潮流;二、就伤痕文学本是政治──文化变革本身又为文学突破旧的政治──文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和前景来说,它为文学走向新的文学本性的自身的…     

共谋与裂隙——“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极“左”思潮的现代性本质既往的文学研究普遍以为,“伤痕”与“反思”小说的重要特点便是其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观照主要采取了一种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视角的采用,不仅局限了作品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使其“反思”未能达到应有的深度。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显然是过于片面而且是极其简单化的。我们并不否认“伤痕”、“反思”小说在思想艺术上的局限,但是,造成这些局限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政治视角,而是在于某些作品对此视角的过分“单一化”使用以及循此视角所作的社会政治性反思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顾忌”等原因限制了…     

关于“社会政治文明”的思考

为什么要提出“社会政治文明”这一概念?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试作一些探讨,以祈同行方家指正。一、提出“社会政治文明”概念的依据(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文明,理应包含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进步状态即社会政治文明的内容。“文明”这个概念被广泛使用,其含意虽不统一,却存在着一个共同倾向,这就是把     

“文革”文学中的女性叙事

“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是女英雄(女铁人),①她们在行为模式上几乎与“文革”时期文学中的男性正面人物等齐划一.以此来论,似乎“文革”时期并没有真实表现女性世界的文本.这不足为奇,因为它不过是中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及特定时期的极型.真正能“浮出历史地表”②的女性写作需要长久的时间去等待.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压迫性渗透及女性为获得男性权威的社会指认所作的投降实质上仍然是现实,也仍然是女性文学无法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但是,历史文本是“把历史事件按照一种而不是另一种的情节结构或神话组合起来的作法”③,是以一种视点而不是另一种视点对历史事件的抽样选择,之后加以编排的叙事形式.因此,在既定的文本与历史真相之间并不能划上等号.以“文革”时期文学中的女性典型来论,文本典型得以产生不能不说是对现实中的女性有所抽绎和变异.当然,现实中女性的真实面貌因“历史已逝去不返”,我们所能作的只是从多种材料出发去尽量恢复和了解那种精神性的历史语境.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与“合二而一”、“一分为二”

目前,哲学界的不少同志正在对“合二而一”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有的同志还发表了既有丰富资料又有理论分析的论文。这是一件大好事。它说明由那个“理论权威”、中央文革顾问和“四人帮”一伙所精心设置的哲学上的又一个禁区被冲垮了,说明毛泽东同志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界正在得到恢复和发扬。     

“诗的史”与“史的诗”——“七月”诗派综论

这是一个与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同步前进的诗歌流派.它的历史行程像战争本身一样艰苦卓绝,它所构造的艺术天地,又像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一样丰富厚重.作为一个文学艺术流派它在诗坛上坚守的时日之久,它的诗人队伍之壮大,它的艺术实践、理论探索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之密切,以及它的美学追求之开阔与坚定,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全部艺术活动,构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一部“诗的史”与“史的诗”.这个流派就是“七月”诗派.     

“五四”与“文革”

《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发表郭齐勇的文章。指出“五四”与“文革”形似而质异,不可不辨别清楚。 一、启蒙精神与蒙昧主义。“五四”运动的主体是知识精英。他们的地位和文化素养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反文化的道路。他们所作的工作,主要是借助另一种文化的价值来冲垮封建主义意识形态,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衰落。文革的主体是痞子。他们也不是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同极“左”思潮的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革”中，为了限制或减少“文革”的破坏作用，周恩来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同“左”倾思潮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阶段（1966年5月全面发动—1969年4月中共九大），周恩来为保护党内外干部、支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捍卫党的原则而斗争。1．保护民主党派人士。1966年8月18日以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在林彪、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大批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界上层人物以及少数民族、宗教、华侨界…     

“浩然现象”浅析

著名作家浩然的创作经历是非常独特的:“文革”前,他写出了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小说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读者;“文革”中,在绝大多数作家都不能写或不想写的情况下,唯有他,写出了不少迎合那个特殊时代的作品,致使他的创作误入了歧途;“文革”后,他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自己,又写出了大量的为读者喜爱的小说佳     

“鄂伦春社会”中几个基本概念分析

鄂伦春族以独特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在黑龙江流域、大、小兴安岭之间创造了“一人一匹猎马,一人一杆猎枪”的神话般的“鄂伦春社会”,并以其典型的“集体劳动,平均分配”,即社会发展史中的原始社会制度的特征而受到国内外民族学工作者的注目。 那么,鄂伦春族对自身存在的“社会”,有何理解,有何说明呢? “乌力楞”是鄂伦春社会的一般表现形式。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游猎生产、社会活动都是以”乌力楞”为组织形式和核心集团进行的。“乌力楞”之上有“莫昆”,即胞族组织,但它并不干预日常的社会生活。“乌力楞”中还有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柱”,“它做为鄂伦春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细胞”,依附于“乌力楞”而存在着。     

集体主义的伦理学之春──国内外关于“公共生活伦理”问题的研究状况

用唯物史观看，任何伦理原则，实质上都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特定社会公共生活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它不可能是纯粹个人头脑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伦理均是“公共生活伦理”。近几十年来，社会伦理学日渐取代个体伦理学，其中，当代新政治经济学在公共生活伦理研究方面异军突出。它在注目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机制的关系时，一方面明确划分“私人领域”（即市场中自愿交换的行为领域）和“公共领域”（即社会生活的非市场行为领域），另一方面从市场经济出发说明公共生活伦理规则的由来，把市场经济对当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形成和整合作…     

寻“孔颜乐处”重构人的精神家园

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步入消费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但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空虚，人失去了心灵上真正的快乐。“孔颜乐处”作为一种理想精神境界的代名词，其本质要求人们超越物质、功利的需求，达到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孔颜乐处”对于沉溺于功利境界的当代人来说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弥补着功利主义者情感生活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