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石公三略》西夏本注释与《长短经》本注释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次对《黄石公三略》西夏译本中一部分注释的来源进行了考察,将其与盛唐的《长短经》中所保留的《三略》古注作了逐一对比,结果证实了西夏本注释多袭引古注,但在文字上又常加以扩充,还在以前未见有注文的正文后新加注释,这使得注文的篇幅较之古注大大增加。     

《群书治要》回传考

《群书治要》一书是唐贞观五年(631)由魏徵等奉敕编纂的一种群书节钞汇编。该书自南宋以来中国久佚,长期仅在日本保存,至清嘉庆初年始得回传,则是一种日本学界所谓的佚存书。本文追综《群书治要》回传中国的具体过程,探讨一部佚存书的学术文化上的价值。     

《性理群书句解》与南宋闽方言

本文运用反切比较法对《性理群书句解》中南宋福建籍注家熊刚大的音注进行研究，发现其音注中有一些不同于当时通语的混注现象，如知端组混注、精庄组混注、非晓母混注、日禅母混注等。这些混泣现象可以在宋代其他福建籍注家的音注中找到相应例证，也可以在明末清初闽方言韵书《戚林八音》和现代闽方言得到应证。结合熊氏的福建籍身世和闽地仕宦经历。我们以为。这些混注现象反映了南宋闽方言声母的特征．是熊氏以方音入注的结果。     

黄宗羲与柳馨远改革思想之比较——以《明夷待访录》与《磻溪随录》为中心

作为同时期的儒家学者,清初的黄宗羲和朝鲜朝的柳馨远皆从先秦民本思想出发,以恢复三代之治为目标,针对本国时弊,提出某种程度的改革设想,分别体现在各自著作《明夷待访录》和《磻溪随录》中.对比两书的形成背景和改革理念,可以清楚地看到危乱之际东亚儒者秉承“存亡续绝”、“救世补弊”情怀寻求改革的普遍性以及儒学在异域发展过程中的增值和变迁.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     

科学的史学观: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有感于戚其章先生新著《晚清史治要》

科学的史学观,是历史学家的统帅与灵魂。戚其章近著《晚清史治要》继承、弘扬知古鉴今的历史价值观;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烈的爱国情怀;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坚持突破与创新的科研主旨,展现出史学研究工作的应有价值。     

浅议文学翻译中的译者风格——《金银岛》节选三个译本的赏析

节选《金银岛》第十三章,运用实例,从用词、习语和句子的翻译三方面,对照原著比较了奚识之、欣若和荣如德三位译者的汉译本,探讨相似点和不同点,进而对三家译者的不同风格进行分析比较。     

晚清史书编纂体例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以汉译西史《万国通鉴》和东史《支那通史》、《东洋史要》为中心

史书编纂体例是对历史如何进行组织安排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晚清是中国史书编纂体例发生重要转变的时代,史书编纂上最关键的变化是引入了章节体.以往学者在讨论章节体史书时,或以为该体例是传统纪事本末体的逻辑发展,或认为是以日本东洋历史教科书为蓝本的.在晚清史书编纂体例变化的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由卷章段体到章节体转变的过程.其中有诸多转变的环节.本文认为最早的卷、章、段合成的史书体例出现于19世纪八十年代引进的外国史书体例中,其中第一环节为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万国通鉴>,该书卷章段体倒是影响后来章节体史书的一个重要过渡环节,是最为接近于后来章节体的史书之一,为后来国人接受日本学者以章节体所编纂的中国通史作了重要的铺垫.第二环节为上海东文学社出版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两书引入了较为成熟的章节体史书体例和较早采用了历史分期法,首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一种编写中国历史教材的崭新形式,即不仅可以章节体的形式,而且以历史时期划分来还原中国历史的本相.中国史家柳诒徵和夏曾佑等在重新思考与改造传统史书编纂形式的过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借鉴了日本章节体中国通史的形式.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四库私人献书补遗——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据

私人献书是《四库全书》底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对纂修《四库全书》起了重要作用,但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只是将它作为四库编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来看待,忽略了对私人献书的种类和献书群体的考察,而且所依据的材料也多囿于吴慰祖校订的《四库采进书目》。本文以《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为主,并与已有的研究合并考察,对私人献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补充,发现了关于私人进呈的新信息,扩大了对私人献书的群体的了解,有助于对四库献书家群体作更为细致的划分。     

唐与西夏婚姻制度之比较——以《唐律》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

<唐律>是封建时代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而<天盛改旧定新律令>是党项族为维护西夏封建统治而制定的一部重要法律.本文以<唐律>和西夏<天盛改旧定新律令>为中心,从主婚权、婚价和嫁妆的给取、等级婚姻方面对唐与西夏的婚姻制度作了比较,并对婚姻制度在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所发生的变化作了解析.     

“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春秋剑中的越人精神世界——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越王勾践剑为中心

作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春秋越剑凝聚了千百年来越人深厚的人文历史与丰富的生活意涵。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合中,越人不断于锻打中求坚韧、于淬火中求刚劲、于磨砺中求锋利、于明灭中求华美,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生的期盼灌注到以越王勾践剑为标识的精神源头之上。这一区域性的越人铸剑之路,体现着于继承中求创新、于规则处求自由、于平淡处求高明、于琐碎处求超越的形上生命追求,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自觉为“越人”的浙江人。在迈进民族历史新时代的历程中,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弘扬沉潜在越王剑中的越人精神,以塑造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浙江品格。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通书是旧时民间通行的一种历书,其中载有吉凶宜忌、祛祟镇邪等方面的知识,为古人从事择吉、祛祟等民俗事象提供指南,是当时民间常备常用之工具书。明清小说中多有关于通书的描写。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民俗事象在当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又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其中,《玉匣记》是比较突出的一种。     

战国之世儒墨治道的对立与融合——以清华简《邦家之政》《治邦之道》为考察中心

战国之世,儒、墨两家彼此诘难,各自标榜其治国理政之道。过去学者多措意于儒墨之争,对二者的融合则关注不足。清华简第八辑《邦家之政》与《治邦之道》的刊布,为重新审视战国儒墨融合现象及其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战国时期,社会面临急剧转型与深刻变革,为适应列国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诸子学说多有互补与渗透,儒墨融合便是在此背景下促成的。     

学术交融与早期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生成——以清华简《治政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间剑拔弩张。而清华简《治政之道》让我们看到了诸子融合互鉴的另一面。当时的学术交融,可分为“学有所主”与“学无所主”两种类型。同为融合,由于采撷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向。早期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模式,不是诸子互相排斥与彼此否定,而是“百川归海”式的融汇。突破不同学派的藩篱,淡化对道体的考察,转向君人南面之术,为国君提供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是早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与理论趋势。     

《人间词话》英译两种平议——以李又安译本为中心

作为20世纪文论经典的《人间词话》,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英语世界的文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涂经诒的英译《人间词话》起步晚于李又安,但其译本的出版则在李又安译本之前。涂经诒与李又安在两种不同母语背景之下的英译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李又安对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和方法有深刻的研究,她钻研《人间词话》的时间长,又得到钱钟书、周策纵等人指点,对王国维的若干词学范畴、术语有颇为精到的把握,其译本更具学术价值。王国维早年曾通过对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批评而对若干中国语的英译表达了担忧,而英译《人间词话》的情形似乎正印证了王国维的担忧。但英译《人间词话》对于传播中国文论思想,促进中西文论的交融,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阎连科与卡夫卡权力书写比较分析 ——以《日光流年》与《城堡》为例

阎连科与卡夫卡在权力书写上的相似之处在于,作品的内容和主题指向权力和生存,权力的隐性运作通过写作呈现给公众.这并非偶然,而是与两位作家所接受的内外部环境影响密切相关.在卡夫卡的《城堡》和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权力息息相关.通过人的外显可以在小说中寻得内隐的权力.结合福柯的权力理论,探寻卡夫卡与阎连科展开权力书写的艺术手法、权力在中西文化语境下的形态内涵、人性在权力场中的异化表现,以此呈现卡夫卡与阎连科对人类生存的关照与反思.     

“风教”观的文化内涵论略——以唐甄《潜书》为例

风教是传统儒学所提倡的治化之道,强调德行操持以醇厚世风,彰行教化。唐甄纵观天下历史,对时风之蔽进行了深入批判,主张以富民为先,从尧舜风教之治;以勤俭为守,兴布衣德政之教;以谨省为要,尚君子为学之风。风教观是唐甄对儒学精神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唐甄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表达了唐甄贵实致用的文化精神,描绘了唐甄对于理想政治的美好憧憬。     

当前社会语境下牺牲精神探析——以电影《铁人》与《金刚川》的主题比较为视角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隆重推出的影片《金刚川》采用分角度叙事手法,成功塑造了刚毅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形象,表达了牺牲这一悲壮主题.作为国庆60周年献礼的重点影片《铁人》采用跨时空双线叙事手法,塑造了上世纪60年代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代石油工人的坚毅形象,也描绘了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新一代石油工人的风貌和精神世界.结合当前社会具体语境,通过对《铁人》与《金刚川》这两部影片的主题比较,尝试探索牺牲精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