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与韩少功的文学叙事

韩少功是一个深受湖湘民俗文化影响的作家。对民俗文化的书写，乡村风景、民俗风情的书写既是他倡导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它又成为一种符号，始终寓含着时代气息和作家对生活、生命状态、文化、历史的思考。他的创作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与深刻的哲理沉思成就他独具个性的文学叙事。     

历史书写与社会变动

<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历史经验,人类文化的传承离不开历史记忆。于是历史书写就承担起了总结历史经验、保存历史记忆、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使命。历史书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和社会现象。首先,历史书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书写主题和书写方式,于是历史的不同阶段才呈现     

论《白鹿原》的生命化历史书写

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历史书写呈现出一种"生命化"的特征.所谓"生命化历史书写",即作家在解读、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融入日常人性的生命体验.这种书写包含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强调作家以生命体验来感知历史,表达其个性化的历史观;二是在塑造人物时充分予以人性的理解与关怀,注重对人性...     

后革命氛围中革命历史再叙事的娱乐化

在后革命氛围中,革命被当作消费的对象和符号,革命历史再叙事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戏说革命历史之风盛行,革命英雄人物被塑造成充满欲望的凡夫俗子,革命故事呈现出曲折离奇、悬念重生的面貌。这种书写革命历史的方式满足了大众的文化口味,制造了阅读上的快感,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在革命故事的重述中掺杂进大众文化中常用的娱乐元素,表明的是作家对市场经济实用法则的一种认同和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动退避。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生活化的历史叙事——从凌力创作看近年来历史小说的生活化叙事倾向

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及《梦断关河》等历史小说，重视书写日常生活情景、家庭伦理亲情及个体情感欲望等，体现了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生活化叙事倾向。它有利于营造真实的历史情境与历史氛围，丰富作品的审美特性，使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与人文内涵。同时，要求作家既要熟悉和掌握大量相关的历史资料；又要对生活化叙事进行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提升。     

女性历史叙事与性别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创作表明,有关历史叙述,女性写作以集群的方式表现出对历史再书写的兴趣,强烈的现代意识使她们与正史写作之间展开了反诘互动和探询,女性的主体意识开始突进宏大的历史叙事内部, 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去发现历史盲区,权力对女性的压抑以及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这在<长恨歌>、<纪实与虚构>、<玫瑰门>、<赤彤丹朱>、<羽蛇>、<栎树的囚徒> 、<英雄无语>、<我们家族的女人>、<饥饿的女儿>、<无字>等作品中,其历史再叙述的文本意图都十分鲜明.除了作家的创作个性,这些文本还显现出某些叙事策略的相似性.历史、时间与性别相互缠绕纠葛,在时间的幻境中体验女性性别符号化的历史悲剧宿命,历史叙事的脉络绵延在女性对时间与性别敏锐的生命感觉中.     

祛魅与重塑——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

新世纪以来,在全国文坛历史题材的书写热潮中,西部边地的历史也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重点。西部作家将具有无名性、个人化肌理的小写的历史,放置在具有共名特质的大写的历史长河中,让纵横捭阖的西部人物、家族历史的立体书写与绚烂多彩的西部文化、区域历史交相辉映。在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等小历史的细致、生动和丰润的凸显中,西部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波澜壮阔、深邃宏大的史诗性品格。西部作家多元化、多角度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们重铸一个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情感与愿景,传达出温暖的人性,体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展现了文学的救赎功能。     

重述、重构与反思：福克纳与莫言的历史书写比较

历史是进程,是人们受到干涉的时间。文学的历史性是福克纳与莫言主要作品的显性特征。借助主观化叙“史”方式,两位作家完成了对各自历史转型时期社会现状的艺术表达,构筑了一个文学、历史相互交织的文本世界。其历史书写不再拘泥于盖棺定论的历史事实,而是演变为掺杂着政治目的的个人言说,折射出作家对历史时空中的政治权力和等级秩序重新审视与干预的创作意图。     

论《别名格雷斯》的后现代历史书写策略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别名格雷斯》采用了多声部的叙事方式、互文性艺术,以及情节安排上的虚构性和不确定性等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手法,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了19世纪中期加拿大女性的生活经历和受压迫的社会现实,使得被边缘化的女性获得了有效的话语权.作家试图在小说文本中还原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实,修正被主流历史改写和边缘化的女性群体的生存状态.小说的后现代主义历史书写策略体现了作家对于官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以及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历史真实性的反思.     

论英国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用叙述的方式来展现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普遍和有效的方法。选择何种叙述线索不仅是如何处理具体叙述的问题，而且体现了文学史家的史观、史识和史才。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编写和出版的英国文学史为研究对象，按照叙述线索和叙述侧重点的不同，将其叙述模式概括总结为四种，即以理论观念预设为主线，以文学体裁为主线，以重要作家为主线和综合多种因素为主线的叙述模式。同时举例分析了上述叙述模式各自的特点，并从中挖掘中国学者在构建文学史框架时所体现的史观、撰写标准和本土意识。总之，多角度、多元化的叙述模式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英国文学史写作方面日臻完善的叙述技巧和不断突破与创新的主体意识。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爵士乐》叙事话语中的历史观照

《爵士乐》是一部历史小说 ,也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它不但以艺术的方式重写了一段美国历史———“哈莱姆文艺复兴” ,而且还承载着莫里森独到的历史观。破碎的人物形象、爵士乐创作技巧和不可靠的第一人称叙述 ,表面上看起来与历史没有任何关系 ,事实上 ,它们都被纳入了小说家的黑人话语叙事策略 ,并曲折地传递着小说家对历史的思考。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史学性叙事

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指称一类包含了很强理论内容、探究元语言、元历史和文本本身意义的小说,其中的史学性叙述是文学和历史哲学经过后现代主义洗礼之后相结合的产物。本文探讨二者的产生和发展中的相互关系,期望得出史学性叙述在后现代主义历史编纂元小说中的意义。     

论20世纪女作家的历史女性叙事

五四以来女作家走进了历史女性叙事的行列,打破了男性独霸历史叙事的局面,女性对自身历史的叙述,不仅使女性群体获得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权力,而且也构成了对男权话语的挑战、修正、颠覆、补充。在这百年中,女作家对历史女性的叙述与阐释也受社会风潮、时代话语的规约,但是,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自我主体的探索始终是女作家历史叙事的中心。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李劼人历史小说叙事艺术论

李劼人在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叙事艺术上的贡献,首先是自觉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创作实践;其次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发展和深化;最后,是对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和扬弃。他的创作表明,现代长篇历史小说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化。     

试论历史纪录片中影像修辞的意义

在历史纪录片中,影像修辞已经成为了重要议题.它在增强历史叙述的说服力,促进其成为可理解的东西,增进叙述主体与读者或者观众之间的沟通,帮助后者形成历史感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时空叙事策略——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例

历史文献纪录片是以一种错时状态对过去发生的事件进行追述。错时与追述是文本时空的构造与转换的重要叙事策略。历史文献纪录片所涉及的时空可分为历史时空和文本时空:历史时空为事件原本发生的自然时空,文本时空是历史时空的传达方式。历史时空和文本时空的构造与转换,包括事后追述、等时叙述、插入叙述、实存空间、空间再造、空间构成等,即构成纪录片的时空叙事策略。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