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民主作为程序--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民主观及其现实意义

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共和主义的民主,构成了当代社会民主模式的两大景观.在比较分析与综合这两大民主模式的基础之上,哈贝马斯论证了他的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民主作为程序,意味着商谈和对话成了民主模式的核心内容.这种以交往与对话为特征的民主理论,可以为当代中国的民主法治理念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通向话语民主: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及其当代实践——兼论达尔的程序民主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只有时刻把自己视为一个对话者,才能避免从策略性的角度来展开对话;现代民主法制国家的原则是通过国家把自己置于反思性的话语者的地位加以达成.     

欧盟民主:哈贝马斯民主理论的分析视角

欧盟是一个介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独特"组织。按照民主国家的标准要求欧盟,的确存在民主赤字,但如果按照国际组织的要求来看待欧盟,那就根本不存在民主赤字。然而,欧盟毕竟具有了一定的"主权",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民主,但又不能对欧盟苛求民主,因为与欧盟政治一体化的现状相适应,欧盟离开了民族国家民主的此岸但还没有到达后民族民主的彼岸。我们同样也不能苛求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因为他的民主理论是规范理论,是一种民主的理想状态,现实可能永远都不具备完全实现其民主的条件,但是其价值就体现在对这种理想状态的不断追求之中。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

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的基本宗旨是把交往理性当中的商谈原则贯彻到政治领域,试图通过利用商谈的手段在公民间形成政治共识,以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尽管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却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传统.     

哈贝马斯商议民主理论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被一些人看做是乌托邦的构想。但是,这种理想的建构包含了对于民主的本质的新理解:民主就是要探索正义制度,而不是进行权力的更迭。哈贝马斯在讨论商议民主的时候确实进行了理想的建构,但是,这种理想建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其目的是要找出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一旦这些要素找到之后,他就试图借助于一定的程序来克服这些要素,这种程序包含了制度化的商谈和非制度化的商谈。制度化的商谈是要把所有相关人平等商谈的原则加以制度化。公共领域中的商谈是非制度化的商谈。只有当公共领域具有中立性的时候,它才能过滤掉那些妨碍商议民主的要素。     

论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及其对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提出了一套试图在多元利益主体间通过对话、协商、沟通的方式达成民主的理论主张。哈贝马斯对话式民主强调基层民主、政治主体、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等因素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具有现代价值。哈贝马斯的对话式民主为当前党内基层民主建设提供许多有益借鉴。     

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民主意蕴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早期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为其后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政治哲学研究确立了重要的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公共领域所具有的民主意蕴.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决定其具有促使统治合法化的政治功能,从而决定了公共领域是民主的生成场所.哈贝马斯正是立足于此,提出其民主理论的新范式--话语民主,对以往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构成超越,并成为其日后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最重要的理想目标.     

哈贝马斯论民主的商谈原则与类型

哈贝马斯不仅系统探讨了商谈民主理论的哲学规范基础,而且还详尽探讨了商谈民主实现的方式——商谈原则和商谈类型。商谈原则应用于法律领域与法律形式相结合,形成民主原则。民主原则能够保证公民的交往自由,对那些与自己相关的政治议题进行理性协商,这种理性协商依次采用实用商谈、伦理—政治商谈、道德商谈及法律商谈四种类型,最终形成合理的政治意志,由此也证明了商谈民主理论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性。     

技术民主的两条道路——哈贝马斯和芬伯格技术政治学比较研究

哈贝马斯和芬伯格都认为应该推进技术民主，但他们提出的具体方法却有很大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应该在技术领域推行话语民主，主要是在科学技术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建立民主对话机制；芬伯格则认为只有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才能实现技术民主。哈贝马斯的商议民主理论很值得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借鉴，二者的融合应该是技术民主未来的发展趋势。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话语民主与公共行政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基于后现代社会的理论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来取代传统行政模式。后现代语境中的话语民主理论与公共行政精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公共行政精神的普遍形成与善治的实现。     

五四运动与宪法的精神

一、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宪政的变革1.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痛感传统的纲常伦理、封建的宗法制度对于人性的扼杀。他们揭露三纲之说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于是天下之人“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都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的君权、神权、族权、夫权进行了抨击,在他们…     

有效性与事实性的复杂关联与双轨制协商民主——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深层解读

"有效性"与"事实性"是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哈贝马斯二元论思想的另一种表达。为实现有效性,民主、法治必须具有事实性,必须成为事实并具有事实上的约束力、防范非法事实、尊重与切合客观事实,这构成两者间的复杂关联和多维张力。为此,哈贝马斯提出双轨制协商民主,旨在推动双轨协商的良性互动,进而使有效性和事实性诉求同时实现。哈贝马斯的有效性、事实性复杂关联理论对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话语民主理论：渊源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了“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倾向。而哈贝马斯是推动“规范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人物,他以交往理论取代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通过经典共和主义和康德自由主义的相互校正,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90年代,一些学者又基于后现代社会的某些视角,提出要以公共政策中的话语理论取代传统的行政模式。引入话语民主理论,倡导政府管理过程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我国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话语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哈贝马斯的商谈环境探析

现代社会里,随着权力的分合变换和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权力和利益的驱动而变得日趋疏远,甚至充斥着紧张与冷漠。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曾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理想的商谈环境＂来实现主体间合理有序的商谈、沟通。本文以理想商谈环境是批判工具理性的现实需要为切入点,分析探讨了商谈环境的四项条件,论述了普遍语用学在理想商谈环境转为现实商谈环境的基石作用,概括性地对哈氏的商谈环境进行了探析。     

爱国主义话语的圈层化梗阻及破解路径

随着智媒体的快速发展，“圈层化”已成为人们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图层化的发展也使爱国主义的话语表达呈现出话语主体多元化、话语内容复杂化、话语空间区隔化、话语表达小众化等时代特征。圈层的兴起在为人们提供新的社交途径的同时，也解构了人们原有的社会交往与信息获取来源，给爱国主义话语建设工作带来话语的传播力削弱、话语的权威性降低、话语的引领性不足等挑战。当下，应从创新拓宽充实圈层、主动对话圈层主体、优化监督圈层文化三个层面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圈层化梗阻进行有效破解，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建构及其变迁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的基本内涵与实践路径的认知是存在差异的,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从整体意义上讲,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建构了两种不同的民主话语体系:一是"革命"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民主与专政的关系把握民主要义;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革命一政权"思维框架来探索民主的现实路径。二是"建设"民主话语,从理念一价值逻辑来看,它主要着眼于公民权利、个体自由解放诠释民主内涵;从实践逻辑来看,它基于"发展一治理"思维框架来推动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民主话语呈现出从"革命"到"建设"的历史性变迁。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协商民主话语体系是关于协商思想观念的表达系统,包含协商范畴、协商原理以及相应的协商方式,因而协商民主话语的有效表达是推动协商民主取得成效的重要方法。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有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但协商民主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通过完善协商表达观念,理顺协商民主话语表达思路,构建完备的协商民主话语体系对于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序落实至关重要。当前,要从协商民主话语理论、协商民主话语内容、协商民主话语能力、协商民主话语方式等方面入手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协商民主话语体系的建设。     

论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及其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和冲突都是由于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的语言缺乏共通性而难以形成共识的结果,因此他希望建立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语用学"来重塑人们的交往行为.通过交往理论、话语理论和商谈理论"三位一体"的讨论,哈贝马斯完成了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建构.尽管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其从"对话"与"商谈"的角度来确立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伦理建构方式的独特思路和路径,对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正确处理国内各方面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全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