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研究

被喻为21世纪＂政治瘟疫＂的恐怖主义犯罪,给世界和平和社会秩序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因素存在着重要的关联,经济不平衡导致的贫富分化是恐怖主义的重要诱因,物质支持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相关理论分析法律问题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所具有的科际整合优势不仅为认识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也给反恐法律的制定和对策的完善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恐怖主义犯罪的法经济学分析

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因素存在重要的关联:一方面,恐怖主义活动需要经济基础作为保障,物质支持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不竭动力;另一方面,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认识和研究恐怖主义犯罪的重要分析工具。糅合多种学科资源、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法经济学为解决恐怖主义犯罪这一全球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强大的解释力和研究进路将引领国际反恐事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对证券市场投资犯罪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通过对投资者违法决策的经济模型的分析，提出打击投资犯罪、提高罪犯抓获率和健全证券市场法制等的政策建议。     

从经济学视角考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系统地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我们发现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加大行为性成本和物质性成本的投入,可以大幅削减心理惩处成本和惩罚成本,从广度和深度上大规模拓展和垄断犯罪市场,使之几何级倍数增加犯罪收益,从而有可能达到犯罪效益的最大化.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心理,掌握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动机,更有利于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     

贪污贿赂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反腐败是目前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点解决的问题.当前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腐败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本文就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贪污贿赂知情不报行为的犯罪化

在近代责任自负的法律理念影响下,我国抛弃了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传统。现有的反贪污贿赂机制的缺陷使反贪污贿赂工作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在借鉴古代及域外对知情不报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下,提出对国家工作人员知晓他人贪污贿赂行为而不报的行为追究法律责任,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职务犯罪立法,进而为惩治贪污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论犯罪成本的经济学分析

犯罪作为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尤其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高发态势,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通过犯罪的成本分析,从经济学角度认识犯罪、惩罚犯罪、预防犯罪,促成立法上的谦抑、司法上的慎刑、执法上的威慑和守法上的理性,形成科学的刑事政策体系和有效地犯罪控制机制以及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贪污贿赂犯罪死刑废除的刑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近年来,我国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说明死刑对于遏止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行为并非治本之策。无论是基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对此类犯罪不适用死刑的通行做法,还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死刑的效益性原则、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在我国都应该废除贪污贿赂犯罪死刑。与此同时,应建立一种与贪污贿赂犯罪相适应的、更合理有效的刑罚结构模式。     

单位犯罪控制的经济学思考

该文概述了单位犯罪的原因和理论界对单位犯罪社会控制的探讨情况,基于单位犯罪行为的谋利性和单位行为的明显理性,建议借鉴犯罪计量经济学理论来控制单位犯罪行为,主要路径是提高单位的犯罪成本、降低单位犯罪收益、控制犯罪市场和增加合法收益的机会。     

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修正的得与失

作为现阶段从严惩治腐败政治诉求的刑法回应,《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作了重要修改,许多修改内容均值得肯定。但其总体上并没有破除贪污受贿立法本来存在的结构性积弊,重新编织的贪污受贿刑事法网以及调整的惩治力度,不但没有提升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反而是"名严实宽",难以满足反腐败刑法供给的需要。理论上进一步评估和探讨此次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修正的得与失,可以为全面修正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定作理论铺垫。1     

死或者不死——对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法经济学思考

对于死刑这一刑罚制度,特别是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的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和理论界争议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要求遵循世界趋势废除死刑制度,特别是废除经济性犯罪的死刑制度。从法经济学视角,分别结合贝克尔、波斯纳等学者的理论观点,运用理性人假设、刑罚边际威慑理论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得出对于经济性犯罪适用死刑是缺乏效率的,而适用罚金刑更加合理的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 …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索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     

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配以死刑的立法思考

长期以来,我国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一直过于强硬,现行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视为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配刑制度坚持了"重刑重罚"的原则,最高刑配置死刑。但从刑法法益角度来看,更希求于刑法对生命价值的保护,而不是对生命权的限制。因此,在法制全球化的过程中,为应合我国限制对死刑权的扩展,就应该反思目前刑法对贪污贿赂犯罪配置死刑的制度。     

论贪污贿赂犯罪的界分意义及制度完善

贪污贿赂犯罪侵犯的法益不同,其社会危害性也明显不同,又因为贿赂犯罪是统一的整体,所以,对贪污罪和贿赂犯罪进行类型化划分,并在贿赂犯罪的统一语境下合并行贿罪、受贿罪条款意义重大。要改变现行刑法对贪污罪和受贿罪做相同刑罚处遇的立法模式,首先将受贿罪的刑罚从贪污罪中独立出来,然后再根据行贿罪、受贿罪对向犯的特征对其犯罪构成和刑罚处罚做一体规定,从而实现行为的类型化和处罚的科学化。     

犯罪和刑罚的成本收益分析

刑法的经济分析理论以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为基础,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分析如何确定有效益的刑罚,如何控制犯罪。通过设置有效益的刑罚,使犯罪成本大于犯罪收益,从而达到抑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我国刑法研究可以借鉴该理论的合理部分,以期更好地促进刑法的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贪污贿赂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贪污贿赂犯罪的根本特征是犯罪行为的实施依附于权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存在着贪污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影响社会公共权力健康发展的因素很多。遏制贪污贿赂犯罪必须客观地、系统地研究贪污贿赂犯罪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原因,特别是应将贪污贿赂犯罪置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才能从根本上透视贪污贿赂犯罪现象,探求遏制贪污贿赂犯罪的对策,建立一套广泛的防范和治理贪污贿赂犯罪的社会机制。     

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价值分析——以司法机关办案数据为基础

《刑法修正案(九)》创设的贪污贿赂犯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是在当前贪污贿赂犯罪易发多发、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压力增大、行贿犯罪未能得到应有惩治的形势下做出的重大立法创新,该制度有助于提高贪污贿赂案件的办案效率,促进贪污受贿犯罪人认罪悔罪,纠正贿赂犯罪惩治失衡的局面。同时也应看到,该制度未能体现体系性、系统性的思维。基于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和特别从宽处罚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取消贪污罪特别从宽处罚制度,将特别从宽处罚制度推广适用于所有的行贿类、受贿类犯罪,并在行贿类犯罪、受贿类犯罪之间设置大致对等的适用条件。     

著作权犯罪的防控模式研究——以著作权犯罪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我国对著作权犯罪采取的是单维度防控模式.即只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行为,不惩治购买.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模式,导致了人们时打击著作权犯罪态度与购买侵权复制品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制售侵权复制品行为的打击困难.建立一种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行为的刑事、行政和民事的立法防控模式,是我国打击著作权犯罪的必然选择.一个立体的著作权犯罪防控模式,一方面应该同时惩治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不法行为,使得侵权复制品市场的各个环节都处于刑法的规制之下;另一方面应当配合刑法对侵权复制品的制、售、买、用等各个环节的行为规定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只有这样,不同的法律之间才能够相互配合,共同发挥防控著作权犯罪的作用.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设置的省思——侧重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视角

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反腐败合作,而且表明了我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甚至忠实履行了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国际义务。当然,惩治腐败具体落实到立法和司法的层面,就是要侧重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有效遏制。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正是完善国内反贪污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一大良好契机,尤其是我国现行刑法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设置方面存在着一些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内容相脱节之处,这势必影响到国际社会和我国国内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实有必要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相关内容对其加以完善。     

论刑事诉讼的效率——经济学视角的法哲学分析

当代社会,犯罪率日益呈上升趋势,除了司法公正目标以外,刑事诉讼的效率已成世界各国刑事法律制度共同追求的另一重要价值目标。为此,在明确效率与刑事诉讼效率的确切含义的基础上,从增进社会总福利的角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均衡分析,以提高刑事诉讼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