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商人法初探:其范畴、渊源与法律特征

中世纪商人法是中世纪法律渊源的重要一支。商人法既是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商业力量壮大以后逐渐系统、成熟的法律体系,也是古代商法、罗马法的继受法。它成型于商人阶层共同体的形成以及相关商业惯习、规则的累积,同时也是当时各封建领地执政予以系统化的历史结果。商人法体现了其自身特有的法律特征,即它的习惯性、自治性和通行的跨地域法的特征。中世纪商人法的独特历史地位与影响,是理解中古法律史与封建社会经济之世俗化进程的极为关键的出发点。     

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商人法,而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兴起之日恰是罗马法复兴之时。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种关系的完善法律,其中的原则和制度,特别是万民法内容所包含的商法规则是公认的国际商法准则。欧洲中世纪商人法正是在“扬弃”罗马法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主要表现在具体制度和法学理念两方面。     

商法：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一种规范视角探源

早期的商法以罗马法私法为适用规范。随着中世纪商人在法律上对贸易活动调整的客观需要,罗马私法已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当时教会法和世俗法等各种因素对商业的发展和商人的利益不利,于是商人阶层先是自发地而后自觉地创设并发展内部的贸易活动准则———商人法,经过斗争而上升为法律。商法是罗马私法的急先锋和开拓者,向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封建法律发起挑战,同时也促进了民法（私法）的发展。     

市场经济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对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提出质疑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产物,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法学界的共识。翻开西方法律发展史,我们看到,西方经济法是步民法、商法之后而出现的。在西方,作为其国家大厦的基底就是两个字:资本。资本的特点就是允许私有个体在社会生活存在和蕃衍,允许私有利益独立和发展,允许经济活动自由进行。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形成,就出现了商人和商人阶层,在他们进行各种     

英国排斥罗马法之原因探析

中世纪以后的英国不像西欧大陆国家一样全面继受罗马法 ,这从当时英国的民族精神、政治背景、法律状况以及法学教育和法律家阶层等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就可以找到英国排斥罗马法的一些原因 :英国的民族精神中最显著的特征是重实践、重经验、轻虚理 ,且具有保守性 ;罗马法不适宜于当时英国的政治环境 ;在强大王权背景下 ,普通法的推行 ;法学教育和法学家阶层坚守着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当然 ,罗马法对英国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浅谈现代商法的独立性

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如何确立商法的地位 ,如何把握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即如何认识商法的独立性 ,是自商法产生以来商法理论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集中体现了商法的价值 ,决定着商法的前途和命运 ,一直为学界所瞩目。一、现代商法独立性发展的历史商法是随着国家间商事交往的产生而产生的。早在古罗马法中 ,就曾制定过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但是 ,古代各国的商事交往并不十分频繁 ,有关法规十分简单并与其他法规混杂 ,因此那时并无独立的商法。真正成为一项专门法律的商法产生于中世纪的意大利 ,当时的地中海是世界各国贸易…     

关于中世纪西欧城市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世纪城市的诞生标志着西欧内部历史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对于整个欧洲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则是城市产生的基础。这些城市并非纯粹是反封建的,它们的性质需要重新识别。尽管在中世纪的中国也存在过类似的大城市以及“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士阶层,却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     

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

本文论述了罗马法学家与罗马法的关系，以及前者对罗马法的卓越贡献。文章认为，罗马法学家是罗马法的必然产物，构成了罗马法独特的现象。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形成与发展，对罗马法作为世界上生命力最旺盛的法律文化，起了非凡作用。具体体现在，法学家对罗马法的实务活动（解答法律及作为律师参与诉讼），法学家对罗马法学基本理论，以及对罗马法学教育的贡献。文章从法学家这一独特阶层角度讨论了罗马法的成功原因。     

论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

明治时期,为了修改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通过模仿西方的相关法律制定了商法。日本近代商法的演变进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先后经历了旧商法的制定、商法论争、旧商法的延期与明治商法的出台,以及1911年和1938年这两次大规模的修改。日本近代商法在演变中不断融入本国文化元素,适应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商法法典化的理性透视

商法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其法典化的形成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然而,商法法典化自其产生之时起就先天不足,其合理性值得质疑。商法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民商合一不科学,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商法典的立法形式,商事立法应当采用商事单行法的形式。     

中世纪城市对近代文明因素的孕育

中世纪城市兴起后,具有越来越多的新品质,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政治等方面孕育着近代文明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在适宜的环境和气候中进一步发展,最终促成了近代西欧文明的诞生.总的来看,中世纪城市孕育的近代文明因素至少包括新的经济理念、新的经济方式、新的社会力量、新的文化教育、自由平等观念和新的政治形式等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西欧社会是这些文明因素的直接后裔.     

论船货双方权利与义务之平衡——从海商法的正义到民法的正义

长久以来,我国海商法中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平衡的,它更偏向承运人利益,并表现在船货双方权利义务总量不对等以及权利与义务不对应两个方面,形成海商法下的“正义”。《中国海商法》的相关条文有待补充与完善。回顾海商法发展史,从罗德—罗马法到国际商人法,从海牙—维斯比规则到鹿特丹规则,船货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历经了一条从货方“义务本位”发展至“权利义务本位”的发展道路。《中国海商法》的修改也应遵循这种精神,平衡船货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形成民法上的“正义”。     

英国都铎王朝“王权至尊”的确立

都铎王朝是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王权至尊的形成则是英国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表现。王权至尊是亨利八世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实现的。国王突破中世纪的二元权力体系,成了英国教俗两界的至高权威。亨利八世一方面大力复兴罗马法,宣扬罗马法中加强君主权力的精神和原则。同时利用王在议会的立法权,向通过议会制定的法律寻求至尊王权的法律保障。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王权与议会共同发展起来,王在议会取得了英国最高立法权。     

中古西欧多元社会结构的核心特征

多元社会结构是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要素,它形成于中古时期,其形态主要表现在二元权力体系、多元权力主体和多元法律体系等方面;其特征主要是围绕主体权利而形成的二元社会主体间的一种对立、抗衡、合作、利用的契约关系;其形成与发展依赖于三大传统,即日耳曼传统、罗马法遗迹和基督教思想.多元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深深浸透于西欧人的思想意识中,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多元的社会结构,催生了西欧近代的民主宪政,催生了保障市场经济形成的法律体系,从而使西欧较早步入了现代社会.     

简论商主体与民事主体之关系

商主体属于民事主体 ,而不是独立于民事主体之外的另一类主体。原因是 :( 1)商事主体的基础理论脱胎于民事主体制度 ;( 2 )形成独立的商人阶层的社会条件已经消失 ;( 3)民商合一在立法实践和理论上已成为世界各国的立法趋势 ,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将商主体独立于民事主体之外已无必要。但是商主体有其特殊性 ,不能将商主体完全等同于民事主体     

商人信用与商事立法的互动

商人信用与商法存在同步演变关系,保护商人信用的需要促生了商法,商法反过来促进商人信用的繁荣,两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我国商人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商法的滞后,既未能为商人提供守信诱因,又未能有效制裁失信行为.解决商人失信问题,需要从商事财产权的保护、信用权的保护、征信法律制度的建立、失信行为的法律制裁等方面完善商法.     

近代商会与中国的民族主义

近代中国商人阶层的形成,有别于传统以地域或血缘为纽带的商人群体。商人的视域更加宽广,这是清庭新政中倡导商会建立的副产品,同时商人作为一个现代阶层也逐渐意识到了一个统一民族的存在。在列强殖民、国家危在旦夕的情况下,地方意识逐渐弱化。商人们开始从更大范围内解释自己目前的处境,逐渐产生了忧患意识与民族主义情绪。     

中世纪晚期英国伦敦商人阶层考察——西尔维娅·瑟拉普《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书评

西尔维娅·瑟拉普教授所著的《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合理评估了其时伦敦商人阶层的数量,细致分析了商人和乡绅间的对流问题,并对工商业中数量极少的女性从业者和帮工会问题给予了关注。由她对商人阶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和从事慈善的研究中,不难窥见处于过渡时期的伦敦商人阶层传统性和先进性兼具的特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助推了这一中间阶层的成长;同时,他们又加快了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步伐。     

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

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中国近代市场经济中形成 的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是中国近代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一种较特殊的独立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导致他们采取了买办这种畸形的市场主体形式。     

中世纪晚期英国伦敦商人阶层考察--西尔维娅·瑟拉普《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书评〔1〕

西尔维娅·瑟拉普教授所著的《中世纪伦敦商人阶层1300-1500》，合理评估了其时伦敦商人阶层的数量，细致分析了商人和乡绅间的对流问题，并对工商业中数量极少的女性从业者和帮工会问题给予了关注。由她对商人阶层参与政治、接受教育和从事慈善的研究中，不难窥见处于过渡时期的伦敦商人阶层传统性和先进性兼具的特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助推了这一中间阶层的成长；同时，他们又加快了社会转型和变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