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治疗——对读苏联作品看中国十七年战争文学

中国十七年时期，刘真、路翎、王愿坚、赵寻等人独辟蹊径，勇敢地创作了一批反思战争创伤的作品。他们惋惜战争中逝去的生命，揭示战争对美好人生的戕害，并提出修复、治疗战争创伤的良好愿望。但是借助于苏联同时期相关作品的对读，尚可发现这些作品仍有其未能或不敢触及的“伤疤”。     

十七年文学教学新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薄弱,但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通过整体观照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十七年文学教学原有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把握其＂工农兵＂文艺建构与超越的特质,即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认同与焦虑的作家心态以及革命性叙事的建构与超越,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又蕴涵了自身所特...     

旷野中突围——十七年文学爱情小说重读

十七年的爱情小说颇有先锋的意味,犹如旷野中的突围,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说,在艺术上有着超越性的意义。它打破禁区,背离当时文学主流传统,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对主流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为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展现了对日常生活的亲近的姿态。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作品是对反人性、反人道的反拨,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是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歌颂与热爱,它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完满的历史契机。然而就在社会历史进程大踏步迈 向现代化时,文学却逆向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反现代性倾向,它具体表现在理想化的主导基调、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及单一直线的艺术思路、颂歌兴起及大团圆结局回归等,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在主流意识形态制导下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

随着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国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十七年文学的生产被纳入到了国家的政治轨道上来,文学也就从私人话语转变成了国家权力话语。这就要求作家的文学创作要自觉地纳入主流意识形态已经规范好的框架里,这就会使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应的文化政策内化到作家思想中,成为他们创作中的定律。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尽管其生成的文化语境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紧紧钳制着,但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努力下,还是获得了较大的文学成就。     

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副刊和文学栏目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文学研究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有利于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     

偏离与错位——对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关系的反思

苏联文学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那段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它的变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既是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又是对现实主义的偏离."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特别突出浪漫主义的作用,强调要在文学中表现理想,因此产生了许多虚假的文学作品.这就产生了与现实主义更大的一次偏离和错位.中苏文学由于过分强调文学的认识和教育作用,从而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和娱乐作用.这给文学事业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我们后人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     

新生活、新人物、新秩序——从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

作为一种文艺方针,“工农兵方向”一直支配着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在歌颂新人物、新生活的同时,也潜在地规定着作家队伍构成的主次轻重之别。在工农型作家“中心”、知识分子型作家“边缘”的秩序作用下,“十七年”文学始终洋溢着颂歌、赞歌情调,直到新时期,这种单一的文艺秩序才为思想解放的多元化存在所打破,“人民”的外延才由“工农兵”扩展到“知识分子”。     

“十七年文学”的城市想象

对城市想象的言说，在“十七年文学”中由最初的欲说还休到几度变形登场，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把描写的重点转向了城市日常生活的想象上。本文选取“十七年文学”中三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去领略“十七年文学”中城市文学这一静水深流，触摸城市文学在当代那微弱而又倔强的发展脉络。     

十七年文学的民间化倾向探析

十七年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走向,民众从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转变成现代政党的同盟军;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运用民间话语进行创作;文学民间化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抛掉启蒙、顺应主流、失去主体、融入民间的艰难改造历程。     

“十七年文学”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命运

中国当代五六十年代,人道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的理论",备受防范、压制和批判。"十七年文学"中对人道主义的批判,于50年代初拉开帷幕,其中以批判《关连长》和《洼地上的"战役"》最具代表性。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短暂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反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不断升级,与此相呼应,文艺界于1957年、1960年、1964年先后针对"人性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讨伐,至"文化大革命",人道主义终于被彻底断送。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兼与夏志清教授商榷

夏志清教授曾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特征,其他各历史阶段的文学是不存在该精神的。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感时忧国”精神的源流,深入分析十七年文学相关文本,我们会发现该精神不过是积淀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深层的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置换与发展,它在十七年文学中并没有全然消失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对此,夏志清的相关文章也是充满悖论的。     

场域视角下的"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多以少儿为潜在阅读对象,从布迪厄场域关系视角蠡探"十七年"期间政治、经济、科技等场域对科幻文学的建构,可以更好地重返历史现场,探索其少儿化及科普化的倾向成因.通过考察科幻文学场域行动者(报刊、编辑、作家、评论家等)的文化资本内涵,关注行动者为了控制场域的合法逻辑而形成的制衡关系,探析作家惯习的养成及其结构,爬梳场域中的诸种力量如何互动、竞争、合作,一步步为科幻文学的少儿化、科普化营造文化空间.可以从生成角度深入理解"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文学”研究的疑问及学术突围

如何看待十七年文学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以现代性理论衡量十七年文学已经是一个公认的命题,但从中也衍生出了难以调和的争论之声。一方面,各自观点的内部均存在无法解决的漏洞,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因此本文在梳理现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发掘出新的学术增长空间。     

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叙事形态之一。“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条发展脉络：其一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显形层面上展开英雄叙事,其承继了《讲话》以来获得认可的美学风格,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对峙中凸现外在的交锋;其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糅进了个人化的审美情调,使英雄叙事在大体上满足主流意识形态规范的同时,传达出了属于个人的审美情趣。“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这两大发展脉络,从不同的向度弥补了各自的不足,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十七年文学研究“热”的几个问题

"十七年文学"研究渐成学术热点,其中原因值得深究,无论是历史演进中的心理补偿、"现代性"反思的推动还是"新左派"思维的影响以及新的文学文献的发掘和使用,都有其各自的理由,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回到文本,通过对文学文本的解读构建历史的真实景观。     

“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十七年文学综论

关于十七年文学,任何绝对肯定或否定的评价都不免失之简单,而应尽可能重返文学现场,在理解的基础上给以客观、理性的审视。作为“为工农兵”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其文学思潮在规范与质疑中交替演进,创作主体具有认同与焦虑的心态特点,文学作品则主要有建构与超越这两大叙事类型,总体上体现了对“工农兵”文艺的建构与超越。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