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政策的基层实践逻辑——以武陵山区某村为例

通过一个村庄的案例探讨农村低保政策在基层的实践过程,及政策在传递中变通行为的逻辑.研究发现,农村低保政策在村庄实践的过程中受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与政策意图不相符的变通.变通的原因包括村庄内在因素和外在行政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任务,乡镇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变通的结果导致干部与村民、政府与社会的摩擦和冲突,也诠释了行政力量的强大影响和“行政社会”的逻辑.     

论中国农村分家模式的区域差异

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血缘结构与地缘结构匹配方式的差异,中国农村社会可以初步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本文以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为基础,对农民分家行为与分家模式进行研究。不同于社会学和文化学对分家之“分裂”与“延续”维度的分别强调,本文将农民分家行为置于家庭再生产过程,突出分家的实践内涵,认为“分合机制”统一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家庭的社区嵌入,村庄社会结构塑造了分家实践要素的配置方式,形成整合性、竞争性与协商性等分家机制,三者分别构成南方农村、北方农村和中部农村主导的分家机制。分家的区域差异研究不仅进一步丰富关于村庄社会结构差异的认识,同时也为分家研究和家庭研究的中层理论奠定初步基础。     

村庄共同体视角下的农村现代化路径思考

近年来,农村现代化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其具体实现路径问题上,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和范式主张是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加以实现.但城市化绝不是农村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及社会实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无法脱离城乡共同体,农村现代化无法脱离村庄共同体.构建财富、治理、设施、精神、生态“五位一体”的村庄共同体,对推进新时期农村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庄转型的道德基石——论新农村建设中集体主义原则的时代价值

和谐农村社会是村庄转型的预期目标,其实现需要社会各种资源的整合,村民道德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支撑。道德,作为一种重构村庄社会的“隐性或者软性力量”,会使村民在思维、认知、行为选择等方面产生协调,从而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有力地保障并推进村庄转型的正向变迁进程。     

我国目前的乡村关系与社会控制--特别从村民自治角度进行的分析

本文把村民自治的实施与国家对农村的社会控制放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背景下 ,把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权对村庄和农民控制的实践形态 ,就两者互动的内在关系和解决冲突的方式进行探讨。认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确定国家边界、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良性互动的体制安排 ,它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遭到瓦解 ,新的“乡村政治”模式在实践中造成了国家控制能力流失的可能 ,而自治条件下村庄内部非体制因素的出现增加了社会整合的难度。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改革乡镇政权、提高村庄整合能力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政策建议     

治理村庄: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社会责任——以浙江省永康市的私营企业主治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私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村私营企业主作为一个新社会群体迅速崛起,积极参与村庄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村庄是农村新兴经济精英的一种社会责任,也是私营企业主社会责任的最新发展,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是农村个体与私营非农经济发展、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乡村文化变迁的必然;又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经济、现代农村基层民主的产物;也是村民的发展期待、村庄的维权期待、派系的利益期待等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化”融合与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本文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村镇空间“趋紧”和形式“趋近”、优势要素“逆流”与人口“回流”、惠农政策“给力”与产业联动“乏力”、现代农业规模经营“高效”与农户分散经营“低效”等不协调问题,从“三化”融合角度,提出了优化村镇空间布局、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三产互动、建设特色村庄等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路径.     

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民主合作体制的建构——我国村庄治理模式的选择

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村庄治理正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局.通过对4种国家可能会选择的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国家支持、社会协同、村委主导的民主合作体制主张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良性协作式平衡关系”,能够在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做到很好的调适,既能满足国家基层政权对权威与合法性的需求,也能促进农村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农村民主化进程,是一种在现实和未来都具可持续性的治理模式.     

农村养老的区域差异研究

既有对农村养老的研究从“养儿防老”观念、子代养老意愿与老年人生存状况等层面得出了家庭养老弱化的总体认识,忽略了空间区域变量对农村养老形塑的非均衡格局。基于生成动力、责任主体、预期与实践形态几个要素,可以将农村养老分为伦理型、规则型与情感型。三种养老模式分别对应于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与中部分散型村庄。养老模式之所以与空间区域存在选择性亲和,在于不同区域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构成状况与关联程度。从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角度理解农村养老,对于我们深化农村养老的理论认识以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有着一定借鉴与参考意义。     

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以苏南某村为案例

经济转型的社会影响及其机制,因地区和时期的不同有很大差异。本文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改制之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具体来说,这样的公共权威“私营化”过程又体现为在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三方面的权力分散、精英分化、责任收缩的过程。而作为蜕变结果的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及其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社会政治制度。通过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到市场转型时期的历史对照,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从一个侧面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比较的框架。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村庄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准则

村庄内部的红白喜事越来越成为村庄人公共交往的一种形式。村庄人在红白喜事中的人际交往不仅要遵循着“关系”准则 ,根据不同的村落社会网络关系相应采取不同的人际交往行动 ;而且要执行一定“人情”标准 ,从而维持着人际交往的连续性与平衡性 ;同时 ,村庄红白喜事中人际交往又要满足村庄人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的现实需求。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及实现机制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

文章旨在建立起中国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以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为基础 ,以自上而下的农村政策和村庄自身的秩序逻辑为主要因素 ,选定三种角度来讨论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 :村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 ;农村政策所起作用大小 ;建构若干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的排序关系 ,尤其是其中的逻辑关系 ,来展开的讨论村庄类型和具体政策 ,对村庄政治社会现象进行排序 ,研究村庄政治社会现象之间规律性关系。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当作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对于理解中国农村的非均衡特性 ,理解中国农村政策为何在不同类型农村实践后果不同 ,具有基础性意义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从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土地使用效率、村庄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村落经济组织与社区整合

村落社区是与农业耕作制度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农村传统社会构造。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和国家行政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和方向上对村落社区的整合起着不同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使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非农经济和工业化使一些发达村落成了“超级村庄”,尤其是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在集体经济发展历程中,村落以其自身的方式吸纳了非农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异质性,将非农经济组织成功地移植到村落乡土社会的土壤中,完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历史使命。然而,这种“村办企业的社区化”,既不是现代企业的发展趋势,也不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趋势,村落社区面临着新的挑战。     

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的嬗变进路及其现代构造

权力合法性来源是权力主体提取、控制权力资源的制度化通道,以及权力主体运用权力资源进而产生—定权威的特定支撑系统.村庄治权合法性获得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村庄权力资源配置的途径与方式,村庄治权也因此被赋予一定特质而最终形成相应的结构形态.传统村庄治权合法性的内部生成完全基于乡土社会宗法伦理的惯性运作,乡土惯习是村庄治权合法性的重要内生依据.随着乡村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权威力量“嵌入”村庄治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日益突显,村庄治权合法性来源呈现新的嬗变进路.     

非农化村庄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思考

非农化村庄经济是我国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经济现象,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而面临一系列问题.缺乏社会整合性是非农化村庄经济内在素质中存在的共同性问题,其封闭性的利益格局、村庄单位化现象、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都是具体表现.此外,"物化"经济的无序、非正式经济的大量存在、模糊产权中的后遗症、食利阶层的滋生以及管理体制中面临的困境,所有这些问题的存在对非农化村庄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制约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