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书中“南山”与仲云

一、敦煌汉文书中“南山”之迷 敦煌汉文书中南山作为专门名词已发现有下列各件:(一)是敦煌研究院所藏0001《酒帐》以及藏于巴黎和它相接的P.2629。(二)是P.3257《开运二年(945年)寡妇阿龙牒》。(三)是S.4445《何愿德借贷帖》。(四)是S.54482《唐故沙西归义军节度使押衙……浑厶甲邈真讚》。(五)是《李绍宗邈真讚》。(六)P.2482背《常乐付使田员宗启》。(七)是P.4525背《瓜州义郎牒状》。其中记得最多也最关重要的0001《酒帐》。《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刊载施萍亭《本所〈酒帐〉研究》,最后一节几个问题,首先提出就是“南山”,     

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大般涅槃经》定名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与王尧先生主编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中对《大般涅槃经》的定名有所出入，在《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中所涉及的P. T. 0543、P. T. 0548以及P. T. 4261诸敦煌残卷进行内容上的重新考证并定名，可为后续相关佛经专题研究提供准确的资料。     

敦煌回鹘文写本综述

本论文中所提到的回鹘文写本均来自敦煌东南的千佛洞第17号洞(中国的正式编号)或莫高窟。在第17号洞中收藏的古突厥文写本的总数绝不会超过50多卷。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一卷是用摩尼教文字写成的,有两卷或3卷是用吐蕃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写本,有4卷是用如尼文写成的,至少有39卷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在现今已考证清楚肯定出自该藏经洞的回鹘文写本中,有一卷是关于两王子本生事的伯希和敦煌写本P·3509号册子卷,已相继由克莱芝·于阿尔、伯希和与笔者本人发表,我于1971年将之刊布于《回鹘文本善恶两王子的     

吐蕃历史文书弟吴宗教源流

吐蕃历史文书 《吐蕃历史文书》,系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中的一件古藏文文书,故又题称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整理本以流散在英国和法国的两件文书拼接而成,首尾残阙,无年代标识,据推测,当书写于公元728——848年吐蕃占据河西时期。 敦煌17窟藏经洞发现的古藏文文书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在1907——1908年间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斯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

敦煌本《张淮深变文》研究郑炳林敦煌文书伯希和编号３４５１（张淮深变文》卷首残缺，卷末无撰写或抄写题记，行文内容没有时间记载，记载尚书张淮深讨伐西桐回骼事件，是研究张淮深任归义军节度使时与回鹞关系的重要史料，可与《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张...     

1990年日本西藏史研究概况

去年(1990年)敦煌史料的利用使文献学的基础研究得到充实,令人注目。其中上山大畯氏的大著《敦煌佛教研究》的出版堪称是阐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教育和学术历史状况的不朽的业绩。该氏认为,阐明敦煌佛教对以敦煌文书为研究对象的人来说是最基础的研究课题(序言,第4页)。著者在第一章《西明寺学僧昙旷与敦煌的佛教学》和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法成其人及其事绩》中通过对所称昙旷和法成二位当时敦煌的代表性学僧业绩的论述,还有第四章《未传中原、古代散伕的汉文佛典》中对敦煌文书中经典类的研讨,讲述了敦煌佛教学的实际情况。更值得注意的是著者认为敦煌文书具有填补中国佛教、西藏佛教乃至中亚佛教历史空白的作用。第三章《西藏宗论始     

从《李陵变文》看敦煌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李陵变文》为敦煌陷蕃时期民俗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中可以看到敦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对立与统一,尽管民间文化对李陵更多的是同情,官方文化则更多贬斥,但充斥其间的“忠”则是统一的;吐蕃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直接冲突在《李陵变文》中也有反映,李陵尽管身着胡服,却有着一颗尊汉之心,显然乃陷蕃敦煌民众现实心态的如实展现;《李陵变文》援儒入佛,乃唐代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总之,从《李陵变文》可以看出多种文化在敦煌的碰撞与融合。     

《茶酒论》与《茶酒仙女》的比较研究

《敦煌变文集》中有一篇《茶酒论》,藏文中有一本《茶酒仙女》(ja chang lha movi bstan bcos),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学作品,篇名为什么如此雷同呢?它们的内容是否相近或相同呢?如果内容相近或相同,那么是否可以推断敦煌俗文学对藏族文学有过影响?是否可以推断早在北宋初年敦煌的汉文卷子在卫藏流传过?我带着这些问题,对汉文的《茶酒论》和藏文的《茶酒仙女》进行了仔细的比较。一、内容的比较汉文的《茶酒论》有几种手抄卷子和大批敦煌石室藏书一样,在幽闭的莫高窟藏经洞中沉睡了一千多年,直至本世纪初才发现。《茶酒论》篇首署名“乡贡进仕王敷撰”,篇后注明“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行)院弟子阎海真手抄”。可见这篇通俗的文学作品出自文人的手笔,而且北宋初年在行院里演唱的。     

从敦煌写本《下女夫词》看敦煌地区的婚俗

《下女夫词》是唐时敦煌地区民众在举行婚礼时所唱的歌词。敦煌遗书有《下女夫词》八件，记载了当时婚仪的“下女夫”之俗。女夫即“女之夫”，通称女婿。但是对“下”的含义，学术界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见解：     

何为庙堂,庙堂何为——读《社会中的庙堂》

<正>1986年,一场关于"庙堂"的专题研讨会在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庙堂(抑或根据具体情况翻译为"神殿"、"祠"、"圣殿"或"庙",在无具体指称的情况下,本文将其通译为"庙堂")在不同文化、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会议收到的论文,来自在世界各地从事庙堂研究的人类学者,最终在美国"圣经学者"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V.Fox)的编辑下出版成册:《社会中的庙堂》(Temple in Society)。在"序言"中,福克斯言简意赅地介绍说:一种被通称为"庙堂"的建筑物,普遍出现在诸多文明之中——     

回鹘文契约中的"bil"与汉文契约中的"知"现象考

“当”组合为词。宋元时代契约中少见“承当” ,但有“成当” ,《会编》4 2 9《元至治二年 (1 3 2 2 )祁门县谢子英卖山地红契》载 :“其山未卖之先 ,即无家外人交易。如有家外占拦 ,并是出产人自行成 (承 )当 ,不干买主之事。”这个括号里的“承”也是注释者补的 ,其实 ,“承当”以及由“承”组合的“承值”、“承担”、“承管”等词多见于明清时代的契约中。在责任用字与句子结构方面 ,宋元契约与 9— 1 0世纪敦煌契约中的“知”套语的关系一脉相承 ,这一点自不待说 ,与敦煌出土的契约比较 ,宋元契约“知”套语中的条件从句的内容进一步增…     

试论敦煌本古藏医文献研究的重要性

1978年、1980年,由巴黎国家图书馆影印出版了《敦煌古藏文手卷选集》第一、二辑,国内藏学研究工作者第一次看到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原貌,欣喜之余掀起了敦煌古藏文文献研究的新热潮。1983年由黄布凡、罗秉芬合作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选编》(附译注),这是国内出版的第‘部吐蕃医学文献的专集。共收入四篇文献,前三篇(P.T.1057、P.T.127、P.T.1044)选白巴黎出版的《敦煌古藏文手     

新见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敦煌古藏文写经《十万颂大圣般若波罗密多经》考论

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敦煌古藏文写经卷23件,包括《大乘无量寿宗要经》22件和《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函第48卷)1件,均系单面手抄经文,多数经卷题有抄经人、校对人和复校人,这批珍贵的经卷是四川地区首次被发现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但由于诸多原因,尚未能对这批珍贵的敦煌古藏文写经卷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为了弥补这一遗憾,对其中的《十万颂般若波罗密多经》(第1函第48卷)进行整理研究,以填补空白。     

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编号从新0413号至新0621号,共209号,标题均为“tse-dpag-du-rayed-pa-zhes-bya-bavi-thag-pa-chen-povi-mdo”(大乘无量寿经)。据《中国所藏“大谷收集品”概况——特别以敦煌写经为中心》(尚林、方广锠、荣新江著)一文所载,这些经卷的来源如下:本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宗主大谷光瑞曾三次派出中亚探险队,收集了新疆、甘肃等地出土的大批文物和文献。这些写卷运回日本后,曾于1914年8月在神户郊外的大谷光瑞别墅里,举办     

敦煌学:21世纪还是“学术新潮流”吗?

1930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正如陈寅恪先生在文中指出的那样,在当时,“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但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敦煌学的发展,虽然受到材料分散、内容庞杂、语言多异等种种困难,但各国学者孜孜不倦,苦心孤诣,使敦煌学日新月异,加之敦煌文献陆续公布,敦煌考古…     

《三十颂》与《性入法》成书年代考——兼论吞弥三布扎在世年代

前言据藏族流行的传说,藏文是松赞干布(Sron btsan sgam po)的大臣吞弥三布扎(Thon mi Sambho ta)创造的。据说此人还写了藏文的两部基本文法——《三十颂》(Sum ca pa)和《性入法》(rTags Kyi vjug pa)(编者按:原文如此,藏文本意是《音势论》)。藏文使用于七世纪中叶,这已基本上被确认为是事实。可是藏文是否出自吞弥三布扎个人之手,还不能定论。因为吞弥三布扎作为松赞干布的大臣在敦煌文献中不见其     

敦煌汉文吐蕃史料综述——兼论吐蕃控制河西时期的职官与统治政策

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对于吐蕃王朝历史文化的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以书写文字划分,古藏文文献及汉文文献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敦煌文书中的古藏文文献约数千件,其主要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盗运国外后,分别庋藏于英国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改归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英国收藏部分由比利时藏学家布桑编纂成《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 (1962年出版),法国收藏部分由法国女藏学家拉露编成《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一、二、三集分别于1939、1950、1961年出版)。以上两份目录题录的古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评介

王尧、陈践合著的《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版)和我们见面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以下简称《文书》)包括藏于法国巴黎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286、1287、1288号和藏于英国伦敦的I.O.750号及B.M.8212(187)号,是记录吐蕃时代社会历史风貌的珍贵文献。该书初版出版于1980年,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给吐蕃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信实可靠的新鲜史料,将吐蕃史研究者的目光吸引到这批第一手的史料     

吐蕃求《五台山图》史事杂考

史籍所载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图）之事，是古代汉藏民族间文化交往关系的生动记录。本文运用多种汉藏文史料对求图之事的几个方面进行了考证，认为：一，唐代以文殊信仰为核心的五台山崇拜的日益兴盛，使佛教圣物《五台山图》应运而生，并广为流传；二，唐蕃间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使五台山崇拜传入吐蕃：三，吐蕃占据敦煌和唐蕃“长庆会盟”，使蕃使取道灵武求取《五台山图》成为可能，而敦煌壁画中所存的四幅吐蕃时期的《五台山图》，在形式、内容、风格上与《古清凉传》中所载的“小帐”渊源相联；四，作为汉藏两地共同信仰的五台山佛教，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文章通过多方考证，力图阐明求图一事的前因后果，以促进唐蕃关系的研究。     

壮族《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七

《嘹歌》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麽经布洛陀》记载的“嘹三妹造友”(即造爱情)的歌以及汉代《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晋代《交州记》记载壮族先民的“辽辽之歌”。这里的“嘹”、“辽”是壮语“玩乐”之意,是汉字记壮音。《嘹歌》传承与传播的媒介有家庭、歌圩、歌书以及现代的广播、电视、录音磁带、VCD光盘等。在现代传媒介入之前,是有文字传承传播与无文字传承传播相结合;之后则是无文字传承传播、有文字传承传播与现代大众传媒传承传播相结合。政府、社会团体在《嘹歌》传承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