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国家意识养成及其实现途径——以新疆高校为例

国家意识教育的内容对应国家意识所涉及的内容,一般包括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公民教育以及文化认同教育等四个方面。全球化的冲击、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击、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影响是国家意识养成弱化的重要缘由及影响因素。新疆高校应强化国家意识理论教育;新疆高校应强化国家意识实践教育。     

强化“四个认同”教育,筑牢民族团结基石

"四个认同"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思想、情感、文化和理想信念的基础,也是增强民族团结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充分认识强化"四个认同"对增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影响"四个认同"的主客体以及环境因素。通过这些影响因素有针对性的去强化"四个认同",为增强民族团结打下坚实的基础。     

治疆“心药”：“四个认同”

强化“四个认同”教育是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治疆“心药”。新疆应当高度重视“四个认同”教育,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以现代文化为引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和灵魂,确立“文化育民”的正确导向,自觉维护、不断巩固“四个认同”,使之成为教化社会、引导群众、教育人民、凝聚人心的核心思想,成为维护社会和谐、实现长治久安的精神长城。     

新疆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当代主题及实践探索

新疆地处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的最前沿,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和非法宗教活动的教育是新疆高校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内容。新疆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要突出马克思主义＂五观＂教育、新疆历史和区情教育、民族团结和＂四个认同＂教育,增强各族大学生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民族分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     

实现中国梦必须强化对祖国的认同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国梦,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须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强化各族人民“四个认同”,应首先强化“对祖国的认同”.对于民族来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命运所系的是祖国.国家至高无上,国家是各民族最高利益的体现和幸福的源泉.在我们多民族的中国,各民族只有树立牢固的国家、国民意识,实现各族人民大团结,才能形成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共同推进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国梦”的实现.     

回顾与展望:民族团结教育的研究进展

民族团结始终是关系国家统一、国家安全、国家治理的大事。民族团结教育的使命、实践路径等有利于促进“五个认同”,有利于解决民族问题,有利于国家和社会治理。“民族团结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央提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思想和实践有助于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失序的问题。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四个自信”教育的思考

“四个自信”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四个自信”彰显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认同和坚强自信。新时代高校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亟待加强。“四个自信”教育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四个自信”教育的途径是“三个统一”。“四个自信”教育关乎大学生的成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与希望。     

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时效性调查与分析

高职院校是新疆开展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阵地之一,以“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团结教育是新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时效性的调查与研究,目的是要了解其民族团结教育的机构设置、教育途径和手段、教育效果,分析其取得的成就,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新疆经验":建设"和谐社会"的初步实践

文章从一位西方人士的论述引出"新疆经验"这个概念.其要点在于,"新疆经验"有助于中亚地区的稳定.最近20多年新疆经历了"三股势力"的严重挑战,在此期间,新疆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中为建设"和谐社会"不断探索,突出的有三件标志性工作一是三个"离不开"活动;二是"五观"教育;三是"高度认同"思想工程."三个离不开"的思想是新疆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实践的总结,已写入中宣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宝贵精神财富."五观"教育、"高度认同"思想工程,既是实现新疆长治久安的初步探索,也可能为祖国统一大业和建设"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的"文化整合"--联系新疆稳定与发展的思考

国家、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取决于内在的整合力量。中国的传统是以文为本 ,比较重视文化整合 ,并很成功。我们应继承这一优良传统 ,避免西方的那种将民族宗教问题高度政治化处理而带来的弊病。联系新疆稳定与发展的实际 ,我们文化整合的战略应是针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三个我们的” (我们的宗教是伊斯兰、我们的民族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东突厥斯坦 ) ,明确“三个高度认同” (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的高度认同 )。这里的参照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中国当代的先进文化。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