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在竞争中生存——试论张载的本体论思想在儒学复兴中的作用

儒家哲学在汉初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之后,随着道教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印度佛教的传入,在中国的哲学史上逐渐的形成了儒释道并行发展的现象。由于佛教哲学和道教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地位高于儒学。为了儒学的复兴,张载建立了他的太虚即气的本体论。本文通过对探讨儒家本体论在隋唐之后的缺失,以及张载在本体论方面对《周易》和佛教思想的学习进而审视其在儒学复兴中的历史作用。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论"礼崩乐坏"是儒学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兼以佛教礼乐的发展进程为例

礼乐,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式.它对于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激发内心自觉遵守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两千多年儒学的逐步衰落与"礼崩乐坏"基本同步的走势可以看出,后者是导致儒学衰微的重要原因.与此相反,中国佛教却格外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除了引进印度原有的"梵呗"之外,更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儒家及其传统礼乐,融合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礼乐制度,成为推动佛教发展的有力因素.即使在佛教遇到外力空前的沉重打击之后,依然能依托礼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迅速得到恢复与发展,而儒家却由于缺乏礼乐文化的有力支持,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也从反面证明礼乐对于儒学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试论中国伊斯兰教对理学的吸收融合

代表古代阿拉伯文化的伊斯兰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一样,在中国的传播、生发过程中必然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接触、影响,其中主要是和儒学的接触。伊斯兰教的东传始于李唐,盛于元蒙,所以说伊斯兰教所接触的儒学即是宋明儒士发展了的新儒学——理学。中国广大穆斯林,尤其是穆斯林学者(实际上他们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在接受、译释、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理学的某些重要范畴、命题引入伊斯兰教,从     

"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发掘儒学智慧塑造时代精神——2010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综述

由浙江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领导小组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国孔子基金会、光明日报社、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协办,中共衢州市委、衢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社科院承办的"2010第三届中国·衢州国际儒学论坛",于2010年9月26日至28日在衢州市隆重召开.来自国内二十几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等一些国家的50多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在"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主题下,围绕"儒家文化的本质及其在构建时代精神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全球化进程中儒家文化的创新"、"儒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孔氏南宗文化对江南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人们经常碰到这样一些问题隋唐之后,禅宗为什么能够战胜各宗而独盛,进而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近现代以来,人生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本文分别从禅宗思想的儒学化、儒学与小农经济和宗法制度的相互关系,近现代以来新儒学的复兴与人生佛教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     

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少林寺现象"作为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呈现,对中国佛教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危机.同时,它们亦引出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大命题: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神圣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走在了变革的边缘.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也随之改变."少林寺现象"恰好说明,在寺庙、和尚与佛教信徒们的信仰之间已经构成了某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于是,何谓佛教?何谓真正的佛教信仰?人们信的是"佛",还是信的是"教"?佛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究竟存于何处?这就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信仰危机的主要内涵.     

观音造像由男变女的文化阐释

观音菩萨由男变女的佛像造型,不是个别而是整个佛教造像普遍性的艺术作风.作为佛教在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的艺术反映,则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佛教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变化.文章着重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这一致思进路,在儒、道、释"三教归一"的内在对接上,进行"旧案新说"的文化剖析.     

关于儒学复兴的若干思考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儒学复兴”之管见

"儒学复兴"思潮呈不可阻挡之势.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作为学术流派的新儒学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贡献."儒学复兴"要处理好儒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学要吸取中国马克思主义相关因素,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     

佛教的“世间化”与“世俗化”

"世俗化"(Secularization)可分别从社会的方面和宗教的方面看,佛教的"世俗化"是指佛教从传入中国后,在中国传统儒学的文化背景和内外压力下越来越重视世俗的倾向.佛教的"世俗化"同其"世间化"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这两个概念的解析和区分有利于我们对佛教史及当前佛教界的某些实践进行反思.     

儒家“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正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后,逐步走上中国化的道路。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融合的过程。其中儒家的"尊母"理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从情感上强调母亲的恩德、积极倡导对母亲的爱与孝、佛教徒母亲在子女信仰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以及观音菩萨女身相的确定这几个方面。一、儒家"尊母"理念传统儒学具有典型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在历史上儒家有很多歧视女性的地方。如儒家认为     

儒学道德文化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明确的话语表达形式,它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它是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的现代表述,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奠基于儒学优秀道德文化资源,完善儒学"仁"思想中的国家论、"义"思想中的人格说、"中"思想中的品格说,并发展以"和"为世界观的道德文化体系,从而寻求儒学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理论契合与外在践行路线.坚持传统性与创新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辩证统一,激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蓬勃的文化生命力,真正打造实现中国梦的社会价值认同,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复兴.     

金朝图书流通与东北儒学传播

金朝运往内地的辽与北宋典籍为东北儒学传播奠定了基础,入金辽、宋文人携带的书籍加速了儒学的兴起与发展,学校中流通的金朝出版的经史书籍为东北儒学传播提供了媒介。金朝的儒学传播体现了金统治者对儒学文化的认同和传播学中的二级传播理论,表明图书流通是东北儒学传播的重要因素,不但扩大了儒学传播范围,也加速了东北地区儒学传播的速度。     

论中国佛教忏文的产生及其演变

佛教忏文是佛教忏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宗教礼仪文体.佛教忏文的产生有其异域宗教文化的渊源,原始佛教时期的忏悔文最初是作为维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的.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二是伴随中国佛教忏法成熟而兴起的礼忏文;三是受世俗祈禳文化影响的斋忏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佛教忏文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体与文化之间天然而紧密的内在联系,为厘清多元文化价值下的文体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