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吉登斯结构化理论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超越西方社会学史上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宏观与微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吉登斯的结构是指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和资源,结构二重性表现为社会结构既是由行动者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它又是人们的行动得以可能的桥梁和中介。而规则主要指行动者在行动时所依赖的各种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有意义的符号;资源可以划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权威性资源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权威、社会资本等等,而配置性资源则是指各种物质实体性资源。吉登斯认为,他的结构二重性概念以及结构化理论的提出可以解决社会学方法论中二元论问题,同时,运用这个理论还可以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问题。其实,从本质上讲,他的以二重性为核心的结构化理论仍然是另一种形式的乌托邦。     

政策网络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政策网络是由多元行动主体在政策过程中形成的复杂关系联结,是政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之间不同互动关系类型的总称。政策网络理论根源于西方公共政策实践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西方政府管理的客观要求。从本质上说,政策网络是对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的有效纠正和超越,是一种不同于市场、科层的社会协调机制,其本质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政策网络对政策结果的影响既取决于行动主体本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取决于相关行动者在政策网络中所处的利益博弈格局。政策网络内不同行动者彼此依赖,并按照网络规则博弈、互动,最终形成一致网络目标。     

社会矛盾跨域联调：行动逻辑、情境检视与实践路径

随着跨县域的社会矛盾频繁发生，社会矛盾跨域联调在社会治理中变得尤为重要。从行动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矛盾跨域联调本质上是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行动者在行动场域中的策略选择。面对复杂的治理环境挑战，治理体系需要从价值取向、信任关系和合作能力三个层面打造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的责任共同体行动网络。行动主义的分析框架为重新检视社会矛盾跨域联调现状提供了理论支撑，有助于破解当前联调行动的责任困境，建立起主体共治、多方共建、需求共促的行动规则体系，进而促成具有主动性、公正性和长效性特征的联调行动。     

问责:大学章程制定实施的制度保障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背景会影响行动者对策略的选择.制度既具有制约选择与行动的作用,也会赋予行动者权力,对行动者具有使能作用.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是大学的一种重要行为,大学是否制定章程、是否认真按章程办事,与其所处的制度背景有重要的关联.设置一套合理的制度能保障大学章程的制定实施,问责制就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问责机制包括权责体系、问责内容、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要素.只有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机制,才能使高校问责与大学章程制定实施高度契合,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保证大学章程的有效实施.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诉求与身份建构

对城市充满向往与归属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受到来自制度层面上的限制与约束,而且还有文化上的冲突与碰撞,表现在行动上是与主体社会的疏离和对防卫性认同的建构.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必须对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和社会制度进行双重解构和重构,在制度转型的同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从主体意识到个体行为的全面转型,建构个体对工人身份的内在化认同.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话语理性到实践理性：社会学研究中的制度—行动关系——兼论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内核的嬗变

制度与行动关系是社会学制度研究的重要议题,社会学中的一般行动理论与实践行动理论分别构成了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微观社会学基础。社会学早期制度研究特别强调制度中的规范与价值观要素,制度通过个体人格系统对调节性规范或规则体系的内化来对行动发生作用,在制度与行动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话语理性"。相反,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将认知因素上升至核心地位,制度凭借制度环境中生成的合法性机制通过行动者的制度认知、意义建构对行动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行动者遵循的是"实践理性"。     

个体理性还是整体理性——宏观行动者职业角色中的理性张力与角色异化

马克斯·韦伯的理性理论未能区分行动者的层级,实际上,处于社会权力结构不同层级的个体其社会行动后果或波及范围不同.由社会行动的层级性所引出的“理性单位”概念可以用来分析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所蕴含的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张力.在理想的制度性角色设计中,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中的个体理性与其职权所管辖的组织或行政区划的整体理性之间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委托-代理制中,由于宏观行动者的职业角色履行存在一定范围的“脱嵌”的自主性,使得其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常常发生脱节.在“劳动力去道德化”的背景下,宏观行动者也往往会奉行个体理性原则,背离整体理性原则.这种情形,就是宏观行动者的角色异化.要克服这种角色异化,必须建立和完善制度性超越机制、观念性超越机制和价值性超越机制.     

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研究——对结构化理论中“行动者”概念的深度审视

结构化理论是吉登斯学术研究当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它是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本体论研究。作为行动主体的行动者具有一种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一种"所做"而不是一种"所欲"。能动性与权力逻辑地关联在一起,权力是一种转换能力。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是知识人,有意图行动的意外后果表明行动者的能动性是受限制的。     

有组织的无序:合作困境的复杂生成机理

合作困境具有复杂的生成机理,它们在受到各种有序、规则的结构性因素影响的同时,还受到微观行动领域中行动者无序的、充满策略性的、交互行动结构的影响,即"有组织的无序"。缓解政府机构间合作困境的策略,不仅应考虑制度供给、权责划分和个体的理性选择等单边因素,更应考虑多方立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多方立体的互动结构,至少取决于四个重要环节:机构间的资源依赖结构、对合作行为的合法性判断、协商性的交换过程以及合作规则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