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漆器铭文浅论

战国秦汉漆器往往在其底部内外烙印、针刻和漆书少者一、二字,多者几十字的铭文。它们大多是制作时戳印上去的,但也有少数为使用者刻写的。这些铭文、题记不仅对研究漆器手工业的性质、生产程序和产品销路等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而且也是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宝贵文献。我们根据出土该时期的漆器铭文,将其内容大体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带“亭”、“市”、“工官”戳记;二是写有使用者姓氏或兼吉祥祝福之言;     

三晋方足布汇释

三晋方足布汇释何琳仪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战国中晚期，三晋地区普遍流通平首方足布，或称方足小布，或简称方足布。其铭文内容均为地名，不重复者约计百种以上，堪称各类货币铭文之冠。这批大宗战国文字材料，过去曾有若干著作予以系统整理。“现在看来尚不尽人意。今不揣...     

中山国文字研究

序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所发现之历史文物,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可称空前。商周铜器铭文及甲骨文而外,以战国文字发现为最多。楚国竹简、晋国盟书、曾侯乙墓之器铭、中山王(?)墓之器铭,皆为研究战国文字有系统之珍贵资料。海内学者已先后发表论著。今读张守中同志编写之《中山王(?)器文字编》,其征集资料之全,摹写文字之精,成书传播之速,为网罗一国文字之第一部字书,信难能而可贵矣。余意晋、楚、曾三国文字,如有同志分别辑为文字编问世,将使读者明辨某国文字之特点,对于研究战国文字,便利多矣。即以中山国文字特点而言,如大鼎:“早弃羣臣”,早作(?),从旦为义符,以枣为音符。周敔(?)有早字,鼎文不用早字而创(?)字。方壶:“遂定君臣之位”,     

战国文字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读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何琳仪教授的新著《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最近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本书对 1 989年出版的《战国文字通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订 ,也是对 2 0世纪战国文字字形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战国文字的系统研究 ,从严格意义上说 ,发韧于上世纪 50年代末期 ,经由众多学者的努力 ,到 80年代末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何琳仪教授 1 989年出版的《战国文字通论》 ,对这一学科分支的早期成果做了综合总结 ,《通论》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按时代顺序分别介绍古代、近代、现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究 ,重点介绍现代战国文字的发现和研…     

楚文字的历史发展与地域文字系统的形成

楚文字是个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含义。目前可知时代最早的楚文字保留了西周早期文字的特点,结合文献记载推测楚人使用汉字最晚在商末周初。这些楚文字是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已经与西周晚期通行的文字拉开差距,形成了一些字体与构形诸方面的特色。春秋楚文字形成颀长整饬与屈曲美化两种字体,随着楚国军事与政治的扩张,风行江汉与江淮流域。经过战国早期的过渡,战国中期楚文字实现了内部的统一,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汉字系统。随着楚地域的不断扩大,楚文字内部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地方差异。     

吴大激战国文字研究成就述评

吴大激是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其在战国文字诸如先秦货币文字、古玺文字、古陶文字研究方面都颇有建树.对<说文>的古文时代提出新看法,并率先提出了"战国文字"这一概念.     

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

<正> 战国文字研究是建国后开始发展的,现在已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新分支,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一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除青铜器铭文外,有货币、玺印、石刻、简帛等多种,而陶器文字占很重要的地位。战国时期各国,如周、韩、赵、魏、燕、秦,都已有陶文发现,但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应推山东境内出土的齐国以及邹、滕等地的陶文。山东地区陶文的发现,是在晚清时期,比殷墟甲骨还要略早;其有专门著录出版,则与甲骨大致同时。很多著名的收藏家,都藏有此种陶文,不乏珍异孤品,对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当时历史文化的探索,均殊有价值。可惜解放前几十年间,陶文这一领域很少有人问津,     

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

西周铜器铭文能否作为研究西周音系的材料 ?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这一时期铭文的构字 (主要是形声字 )、用字 (主要是假借字 )是否含有方言因素。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文字的传承与传播特点 ,以及这一时期的铜器和铭文特点、文字自身发展的阶段特点等几方面的分析 ,说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及用字很少有方言的体现 ,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     

《行气玉铭》古文字研究述评及新解

为了透彻理解铭文,笔者收集了介绍和探讨《行气玉铭》的文章三十余篇,在综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字考释、铭文通释等方面诸家研究进行述评,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     

《行气玉铭》古文字研究述评及新解

为了透彻理解铭文,笔者收集了介绍和探讨《行气玉铭》的文章三十余篇,在综观的基础上,通过对文字考释、铭文通释等方面诸家研究进行述评,并进一步提出自己的看法.     

两周金文助动词释论

助动词是汉语动词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小类，已往针对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但甲骨金文中其应用情况尚有不明晰之处。如甲骨文中是否已有此类动词就存在不同看法，两周金文中已有此类动词是可以肯定的，唯具体情况也有充分调查之必要。通过调查，可知两周金文中的助动词虽个体数量和出现频率尚不高，但已形成了包括“能可”、“意愿”、“事理”三类的助动词基本系统。与传世文献相比，表现出一些有同有异的特点，可为传世文献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佐证。     

海南古代摩崖石刻价值探析

海南中西部地区拥有宋元直至明清的古代摩崖石刻,这些石刻或描述山水形胜,或记述相关史实,属于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因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目前对海南古代摩崖石刻所做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石刻资料的整理汇编和知识的介绍上,而从学术角度对海南古代摩崖石刻进行研究的文章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对这些古代摩崖石刻做一探讨,以期挖掘海南古代摩崖石刻所具有的文学、历史、文化、旅游价值,进而推进海南历史文化建设,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     

(矢廾)季鼎、扬簋与西周法制、官制研究中的相关问题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历史的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但须以准确的分期与释读为前提。西周中期的(矢廾)季鼎、扬簋等金文资料中的“司寇”并非官称,有周一代始终有司法官吏“司寇”之设或与之类似的观点不能成立。周代“司寇”的设立时代甚晚,至多只能推导到西周末叶,且其职位不高,以缉捕寇盗、维护社会治安为主要职事。在西周官制复原研究中,应该分清职官与职事,且不能与《周礼》等文献强行比附。     

一个流行了八十余年的伪命题——对张荫麟“默证”说的重新审视

自张荫麟提出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用以批判顾颉刚对尧舜禹问题的考证,八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质疑。然而事实上,所谓“默证适用之限度”是有其特定的认识论背景的,是一个永远不能达到的限度。默证适用之限度问题是一个伪命题。顾颉刚论辩古史时对默证的应用,诚然是中国上古史“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获得了新的天地,开辟了史学新视野。相比之下,以不能自立之“默证适用之限度”为考史准绳,却难免自缚于逻辑陷阱之中。     

楚辞与楚辞学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楚辞》的上源是复杂、多元的。《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楚辞学的研究规律是:每一种学术派别、研究方法的出现,总是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相联系。任何摆脱时代制约的努力,往往正是时代思潮的反映。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楚简、秦简、汉简、楚帛书帛画、楚国青铜器及铭文的大量发现,这种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相互印证的方法很快被楚辞学界所接受和运用,沿袭多年的文献考据之法、义理评论之学,升华为地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印证,传统考据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形成了文字、文献、礼制、民俗、民族、考古、历史、哲学、宗教等多学科的融合。     

抗战时期战略防御阶段第六战区起止时间考

本文依据多种资料 ,对抗战时期战略防御阶段第六战区设置的准确起止时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判定第六战区设置的起止时间为 1 93 7年 9月 1 1日至 1 0月 2 1日 ,力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冯子振籍贯与生平新证

冯子振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其诗、词、曲、赋、文皆负名声。然而,有关冯子振的生平史料却少得可怜,虽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考证,却往往递相因袭,甚至以讹传讹。清代以降,学者多认为冯氏为湖南湘乡人,而据史料记载及冯氏自己的作品,冯氏实为湖南攸县人。至于冯氏之生平事迹,学者们的观点亦是莫衷一是。因此,很有必要对作为“一世之雄”的冯子振的籍贯、生平进行一番新的考证。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古代西藏史研究&#183;总论》（三）

佐藤长的《古代西藏史研究》结合敦煌古藏文史料和吐蕃碑刻,以汉文记载为主,同时参考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吐蕃王朝的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学术价值较高。文中某些提法,如吐蕃与中国并列等述说,只代表作者的观点,非本刊所赞同。本刊从第2期开始将连载邓锐龄先生投寄的译文,以供研究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