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审查逮捕环节非法证据的排除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此前颁布实施的“两个证据规定”中有关非法证据的认定及排除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则的内核，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的法定排除和非法物证、书证的裁量排除原则，这为侦查监督工作中正确认定并依法排除非法证据提供了较为明确的依据。但是审查逮捕中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是困扰刑事司法实务的一个难题，现实中也存在很多问题。     

举证时限制度新探析

我国民事诉讼通过《证据规则》确立了以证据失权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引发学术界和司法界广泛争议。从我国目前的司法现状和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设置看,对于逾期举证不宜适用严格的证据失权效果。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缓和了证据失权的适用,而新《民事诉讼法》第65条更是彻底废旧迎新,废止僵化的证据失权的适用,赋予法官更大的裁量空间,然而其所确立的新举证时限制度过于原则,扔有待进一步细化。     

持有型犯罪若干问题的司法认定

持有型犯罪具有其特殊性,其立法价值主要在于堵截犯罪,同时也担负着保障人权的重要责任,因此在持有型犯罪的司法认定过程中,要严格把握证据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其在刑事诉讼中极其重要的地位而"被视为被告人宪法性权利的终极救济制度"。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程序、权限的规定,侵犯当事人的权利而取得的证据。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是在惩治犯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权,对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加以约束。本文通过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面临的障碍,进而提出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相关制度的立法构想。     

“主客观统一”之自由心证原则

自由心证原则与是证据裁判原则现代诉讼中进行事实认定的两大基本原则,两者相互配合,以实现发现真实的目的。自由心证制度是继神示、法定证据制度之后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三种证据制度,是指证据的取舍及证明力,由法官或陪审团根据自己的理性和良心自由判断,形成确信并依此认定案情的一种证据制度,是法官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对认定的案件事实形成的内心确信。     

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证据裁判规则是指依据证据认定那件事实的原则。自由心证是一种认定案件事实的方法。自由心证在我国又称内心确信制度,如果法官在证据的审查判断中达到内心深信不疑的程度就谓之"内心确信"。原则对方法总是有一定的规范或限制作用,本文就着重讨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裁判规则与自由心证的关系。     

刑事二审程序出庭检察人员职能定位

关于刑事二审程序中出庭检察人员的职能定位向来众说纷纭，没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以二审检察人员诉讼职能为基点进行定住与法律规定更加契合并能跳出“公诉——法律监督”的僵化分析套路．形成新的分析角度。     

我国民事举证期限制度配套建设——律师强制代理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民事诉讼在三大诉讼中的受理数量持续增加.民事诉讼的证据问题受到了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重视,但是证据该如何提交,什么时间提交,如何认定一直是法学界研究的课题.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于2002年4月1日施行,但是该规定毕竟只是最高的司法解释,与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不衔接并且有矛盾之处.虽然该规定在我国首次确立了举证期限制度,目的是实现证据由随时提出主义向适时提出主义转变,但是制度的滞后性和不完善性,影响了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工作的顺利进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解决民事审判过程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理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保障民事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将“举证责任期限”问题进行立法和细化. 举证期限制度本意是为提高诉讼效率、促使当事人尽快的提交证据、保证司法程序的公正.但是由于当事人缺乏基础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的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举证期限在民事审判工作中无法发挥其作用.本文引入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和法律援助体系对举证期限制度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论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

民事举证时限制度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对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做了概述,并介绍了我国的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同时考察了国外的规定,提出了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完善的几点建议。     

评“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的构建——从“证据开示”制度说起

"证据开示"与"辩诉交易"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证据开示是辩诉交易的保障性因素,是辩诉交易的配套制度。成熟的证据开示制度使辩诉交易有实现其功能价值的可能,辩诉交易也能够推动证据开示的发展。新刑诉法中对证据开示制度的立法尝试为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前提保障,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发展,为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经验基础。本文试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相关理论出发,探讨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的相互影响,从域外辩诉交易制度的经验,以期对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与改革

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存在证据立法不完善、证据规则不健全、证人作证规则不合理、人权保障不充分等问题,通过分析提出从充实证据规则立法、完善刑事证据规则、合理建构证人作证制度、加强人权的立法保障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刑事证据制度。     

刑事诉讼活动中见证人制度的现状和思考

随着我国法治的进程,刑事活动中对程序合法的要求越来越被立法当局重视,特别是2013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实施以后,更加注重证据搜集程序的合法性。见证人制度作为证实证据合法性的"冷门"方式之一仅散落的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里,司法部门对于见证人证实证据合法性的重要性的认识明显弱于其他证实证据合法性的方式,实践中也极少甚至没有出现依靠见证人来证实证据的合法性或因见证人的非法而排除相关证据的情形,出现该情形有本身执法观念、环境的影响,也有见证人制度本身规定不明确的因素。笔者认为见证人作为司法机关以外的第三人参与到刑事活动中,有其独特的程序价值。     

信息时代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可以说是我国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各类人士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而信息时代背景下，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现有的刑事证据制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围绕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刑事证据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做出分析。     

论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亲属拒证权制度作为证人作证原则的例外，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证据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它具有悠久的传统与深刻的现实基础，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缺失这一制度。本文试探讨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权制度， 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浅谈公证的证据效力

本文首先对公征证据效力的有关情况进行了简单介绍，并对公证的证据效力与公证的公信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之后分别对不同类型公证的证据效力做了详细的探讨，最后阐述了公证证据在我国仅适用于民事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应受到限制，一般不宜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不能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论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保障人权、维护法制尊严,查明案件事实.通过了解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概念,分析其价值,结合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以期构建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现场足迹检验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综合应用

随着犯罪特点日趋智能性、组织性、流窜性,作案人反侦察意识越来越强,现实工作中,戴手套作案,破坏现场的非常普遍,在犯罪现场中能提取到被称为“证据之王”的手印相对减少;而随着刑事技术装备的不断提高,在犯罪现场提取到的各种微量物证和犯罪所留的足迹越来越多。因此在缺少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足迹的检验鉴定对侦查破案指明方向,确定范围,认定人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把大量的现场足迹信息转化为破案力,是摆在刑事科学技术人员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非法取证救济方式之比较

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可能的救济措施进行分析,认为非法证据排除并不是最佳的救济方式,对于非法取证问题,应当通过建立一种以民事侵权诉讼为主的包括行政制裁、刑事制裁、国家刑事赔偿以及非法证据排除在内的综合救济体系来解决,并从权利救济、非法取证行为抑制与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比较.     

基于商业生态系统的企业战略新模型研究

在以产业融合和网络经济为特征的商业生态系统环境中,传统战略管理模式的实践导向削足适履。聚焦"商业生态系统",剖析价值属性和联结属性,解构出价值依附型、价值共享型、价值平衡型、价值独享型和价值回报型战略模式。重构了战略模型,拓宽了新商业环境中战略管理视野。以信息技术商业生态系统上市公司为例,基于斯坦普尔量表验证该理论框架,并针对价值战略模型进行举证。     

论行政诉讼应该实行谁主张谁举证

举证责任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诉讼双方当事人依“谁主张，谁举证”规则来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的举证行为并非举证责任倒置，原告对举证不承担败诉风险，只起到补强证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