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居士文化特点探微

宋代居士文化已经构成为宋代佛教文化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主要论述了居士主流成分的变化以及发展态势的演变使得宋代居士文化具备新的特点,如居士文化的雅化,士大夫居士推动儒、释融合的进程,促成宋代心性思想逐渐成熟以及成长为护法的主导力量等,并由此探讨宋代士大夫居士皈依佛教的自性追求的内在原因。宋型文化的确立,居士文化在其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也标明宋代居士文化在宋型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宋代的图书印刷业

宋代图书印刷业的发展和进步,对后世书籍制度的影响很大,它确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超过了唐代,而且超过元明两代;既保存了宋代以前的文化,又推动了宋代文化的发展.宋代图书印刷业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官府对印刷业的重视、造纸业的发展、学术活动的积极以及科学制度的确立所促成的.     

宫廷奢雅与瓦肆风韵——宋代从皇室到民间的审美文化与休闲风尚

宋代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兴起和繁荣的时期。不但文人士大夫普遍地追求生活的艺术化、艺术的休闲化,使宋代的审美文化充满了休闲的旨趣和风貌;而且从皇室到民间,宋代社会普遍崇尚和追求休闲的情趣。皇室的休闲活动体现出“奢”和“雅”的特点,民间的休闲进一步世俗化,并体现出“狂欢”和产业化的特征。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     

试论宋代文化的地域性特征

宋代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宋代版图的变动及其不完整性是导致宋代地域文化意识的重要原因。晚唐及五代十国的政治割据,强化了各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也孕育了宋人的地域文化观念。南宋时期北方为金国占领,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又进一步加深了地域文化的自身特色,也促成了宋人对地域文化的深刻体认。     

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现象管窥

有宋一代,文人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极为盛行,其流风所及,几乎每一文人士大夫都与歌姬舞女有过交往和联系,从一定程度上讲,追求声伎之乐已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时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审美境界。宋代士大夫声伎之乐的盛行,不仅与宋代最高统治者有意识劝导臣僚“以声妓自娱”的政策导向有关,也与宋代士大夫宦海升降浮沉紧密相联;宋代各类娱乐业和服务业的兴盛和发展,也为宋代士大夫对声伎之乐的追求提供了条件。     

宇宙情怀的衍生——“知人论世”谈金批《西厢记》序文

金圣叹一生致力于文才以追求功名。而时局的变迁,使他追求功名的方式发生了从“科举”到“立言”的变化。这一变化则促成金圣叹在承上启下、沟通文史的过程中形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宇宙情怀。     

玄言诗与宫体诗物象特征之比较

玄言诗与宫体诗中的物象是从山水到美人的演变,是从追求本质真实到执着现象真实的转换,这充分表明了东晋到南朝物象地位变迁的轨迹。玄言诗中的自然山水以象征化、简约化的形态彰显自身,宫体诗中的物象具有鲜明的感官化、唯美化的新变特征。主体的不同心态促成了二者各异的审美追求。     

从昭君诗看宋诗对崇高精神的追求

昭君出塞历来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题材,历来均是以表现怨情为主,但是宋代的一些昭君诗却表现出了全新的气象,不再以怨为主,而表现出了心忧天下,志在为国为民的崇高思想,从而完成了从怨女到义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宋代文化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折射出了宋诗在内在精神上对崇高的追求.     

符号、技术与社会 ——宋代文学传播的观念更新及其意识自觉

与文学传播活动的繁盛相应,宋代出现了文学传播观念的更新与意识的自觉。宋代士子不仅追求立言不朽,并将之提升到居于立功、立德之先的地位。他们最早对印刷技术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其强大传播效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在社会关系上,他们从对名公巨卿的品题延誉的追逐延伸到对公正的文学评论的呼吁。对作品之汇聚,从“好事者”的简单收罗到门人故旧的自觉编次;对于音乐传唱,他们将辅佐教化的工具变成了文学推广的“媒介”。这些,都显示出宋代已经是一个文学传播高度自觉的时代。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试论北宋政治的准宪政特征

宪政之基本精神是以根本大法限制最高政治权力。宋代中国政治已经具有若干接近于宪政的准宪政特征：宋太祖、太宗的家法,实际上是宋代政权的组织原则,在约束皇权方面,相当于一部高级法在发挥作用;北宋皇权、相权、台谏三权并立,是有效防止权力滥用的制度敷设;北宋的文官制度,以科举考试、业绩考核、高薪养官等制度为中心,已具有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北宋的党争,以政见之不同为主要争论中心,可谓政党政治的雏形。北宋的准宪政政治对宋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试论“绍兴和议”的签订

＂绍兴和议＂（也称＂皇统和议＂）是宋、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实力对比下的产物,是在双方力量均势的背景下签订的。从双方的军事力量上看,宋军的力量弱于金军;从双方的经济实力上看,南宋的经济实力强于金朝;从双方的政治组织能力上看,宋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较之金朝的行政效率及执行能力低下。＂绍兴和议＂是宋、金关系的转折点,是双方由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的标志。     

试论欧阳修词与诗之关系

宋词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宋诗的影响和支持,这一点最早可以从欧阳修的词中看出。欧阳修是宋代第一个诗词兼擅的大词人,他的词和他的诗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二者在主体形象和理性精神的突出方面表现出深刻的联系,颇能说明宋词在发展的过程中深受宋诗的影响。     

宋孝宗惩治官员贪墨的措施

宋室南渡之后,官场贪污腐败之风愈演愈烈,使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威胁到了宋朝政权的稳定.宋孝宗继位后,为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固,对官员的贪墨进行了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使这一时期成为南宋历史上吏治较为清明的一段时期.     

论宋徽宗东巡镇江的历史书写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刚禅位于宋钦宗十天的太上皇宋徽宗,在得知金军即将渡过黄河时,匆忙逃离开封,一路奔逃到了镇江,史称太上皇东巡。东巡期间,宋徽宗违背自己在禅位时“除教门事外,余并不管”的承诺,揽权乱政,一度使宋朝出现了开封和镇江两个权力中心。在第一次围攻开封的金军撤离后,经过宋钦宗不断派人迎奉,直到四月初六宋徽宗才勉强回銮开封。对于宋徽宗东巡镇江这一牵动北宋末年政局的重大政治事件,元朝人编纂的《宋史·徽宗本纪》却只是一笔带过。《宋史》对宋徽宗评价很差,其之所以遮蔽了宋徽宗东巡的历史,是因为《宋史》源自南宋所修的国史,而在宋高宗干预下的南宋国史刻意遮蔽了有损宋徽宗形象的真实历史。但宋朝当事人的笔记野史中保存了大量的相关记载,则为我们廓清官修正史在宋徽宗东巡事件上制造的迷雾提供了依据。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传奇体的衰落与唐宋文风的嬗变

曾经盛行一时的唐传奇在宋代的迅速衰落,不尽符合小说史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晚唐五代以后,唐传奇体已逐步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内部来看,唐传奇体在宋代的衰落应归因于唐宋文风的嬗变。传奇体的文体风格在北宋前期受到主流文人的排斥,宋传奇因而失去了唐传奇的意味,但在民间,传奇体却有着潜在的传承。     

《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宋实录》是宋代官史史料的一大总汇。它汲纳了宋朝官方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始档案、初级史书《起居注》、《时政记》和二级史书《日历》等史料,进行＂编年附传＂式的编纂与改造,形成宋代最重要且篇幅巨大的官史著作,然后又为其后的宋朝《国史》、元修《宋史》、编年史、杂史等著作所采掇,成为后出宋史的史料之源。《宋实录》在宋代官史史料的流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南宋沿袭了北宋“守内虚外”策略吗?

“守内虚外”是北宋初期确立的三大国策之一 ,并一直延续到南宋末。这是长期以来史学界的一致看法。实际上 ,南宋与北宋比较 ,国内外情况不尽相同。南宋有着比北宋更为严峻的边疆形势 ,这就决定了南宋不可能仍然以此作为其国策 ,而是既要“守内” ,又必须重视防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