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狂草到清代碑学书法之审美变迁研究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动,书法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晚明狂草书风形成主要受思想解放思潮影响,清代赵董书风和馆阁体与政治专制影响关系密切,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是帖学式微的产物。晚明到清末书法审美的变迁原因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异。晚明到清末书法风格变迁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与时代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相契合。     

晚明闽派对王世贞复古思想接受探微

通过对晚明闽派数位重要作家作品的考察,揭示了王世贞对隆庆、万历前期闽中文坛的较大影响,并且指出这种影响呈现越来越弱的走势。这种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先后崛起导致后七子的影响愈来愈弱,同时也和闽中诗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振兴闽派的地域自觉意识有关。晚明闽中诗家如邓原岳、谢肇淛、曹学佺等努力张大闽派一贯的风雅传统,逐渐摆脱了后七子的巨大影响,抵消了公安派、竟陵派对闽派的冲击,使晚明闽派成为一个重要诗派继续屹立于明代诗坛。     

晚明诗学研究现代范式的确立及影响

当下的晚明诗学研究多受一种共性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统辖,此即“复古—革新”模式,具体涉及阵营的划分、价值判断标准的确立,以及发展轨迹的梳理。古人虽无复古/革新对立的明确表述,但作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创作思潮,它们的存在并广泛发挥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至民国之时,时人于继承传统理路的同时,也在种种因素影响下不断偏离轨道。首先是对复古思潮的全面批判,进而在进步史观的影响下,二者分别被贴上“进步”与“落后”的标签,有关演进轨迹的表述也被改造为革新对于复古的对抗和取代,此后更被赋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学人对其间缺失虽多有反思,但所谓“突破”仅是观点/结论层面的个别调整,未曾实现思维方式的更新,扬革新而抑复古的基调始终如一,重建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晚明小说出版的时空变迁与传播特征

作为晚明商业出版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通俗小说出版经历着从以建阳为中心的闽北地区向以南京、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地域变迁,呈现出持续繁荣的特点,其传播则体现出流派众多、佳作纷呈,选精集粹、选本流行,演绎时事、新闻性强,精心策划、多方行销,翻刻纷纷、风行海内等特征,值得总结和借鉴。     

从实用到审美:晚明时期骈文的嬗变

晚明时期,骈文由此前的实用性书写向审美性书写转折。骈文书写发生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抒情性表达与自娱性表达与此前相比日渐增多。正是由于这一变化,促成了骈文书写的复苏。而晚明时期骈文书写之所以发生这一变化,原因乃在于这一时期尚情的文学思潮的泛滥与当时人们极力追求享乐的社会背景下以文自娱文学风尚的影响。因此,晚明时期骈文书写由实用性向审美性转折,不但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尚情、反俗、尚雅的文学精神,而且揭开了清代骈文复兴的序幕。     

从“日常生活”看晚明风俗变迁——以山西洪洞县为例

晚明山西洪洞县的风俗发生了较大变化,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观察,在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日常生活的休闲娱乐、人际关系的交往、生命礼仪上均有体现。生活变化的特点,一是经济消费的奢靡,二是社会身份的模糊混淆。地方官借助乡约移风易俗,地方绅士与宗族积极配合,宗族乡约化,制定规范约束族人,族人的生活被礼仪化。明代社会发生着转型,洪洞日常生活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晚明的洪洞,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属于农商社会。洪洞的日常生活,还受到来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分裂和闭抑的古典——论晚清的复古诗歌

晚清复古派诗歌是新诗发生的重要前史。这类诗歌固执地面向传统寻求写作资源，其为了寻求写作的资源与可能性，有求变和求正两种取向，但被追认和宗奉的古典在不同的人那里是相互歧异的，古典走向了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古典还展现了强大的闭抑机制。这就是，随着新名词、新文体在晚清大量涌入。古典日益显露了它的排斥性。     

跨越时空的对接——汪曾祺与晚明文学

晚明小品文对汪曾祺创作影响很大。其精神内涵,即重视个体价值、珍爱个体生命、憧憬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等等,与汪曾祺以个性自由精神为人格内核的现代意识相契合;此外,晚明小品文贵创求新、尊情融俗的创作观也与汪曾祺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考有许多相通之处。     

从潘金莲的服饰看晚明世风

《金瓶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再现市井生活的写实长卷,提供了诸多物质文化史的丰富材料,尤其是大量的服饰描写,不仅呈现了当时的服饰时尚状况,而且映射出其时的社会风气。以《金瓶梅》中潘金莲的服饰为例,透过潘金莲服饰的形制、质料、色彩以及数量等方面的内容,可以管窥晚明的世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晚明纵欲风气下的女性自觉;二是晚明才女文化的兴盛及其对女子品评标准的转向;三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导致女性经济的相对独立。诚然,这三方面的内容不能涵括晚明世风的全部,但从潘金莲的服饰出发而观察到的晚明世风的情形,也从某种角度彰显了服饰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灾害背后的政治 ——晚明灾害频发的政治因素分析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灾害发生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究其原因,除自然因素外,还有深层次的政治因素,如救灾责任主体功能衰弱、备荒制度名存实亡、救灾环节充斥腐败、政府决策脱离实际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下,晚明时期灾害发生频率趋于加快、危害极度放大,形成无岁不告灾伤、无灾成有灾、小灾变大灾的局面。     

张岱的晚明党争论平议

张岱在<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中系统阐述了他关于晚明党争的观点,主要包括:晚明党争的起源、晚明党争的危害、宽宥阉党.张岱的晚明党争论与他的家族渊源、地域政治背景和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道体下移”与晚明基层社会的教育困境——兼及晚明塾师职业生存伦理的异变

通过对韩愈<师说>与明末张履祥<处馆说>中"师道"的比较,不难揭示出晚明士人对基层社会教育中"道体下移"的种种感悟.这种"道体下移"实际上反映出了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尤其是经学教育--工具理性的强化.经学教育中对生活理性与理性生活之养成能力的下降,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的一个困境所在.这种困境的形成,从根本上说,乃是由于晚明社会变迁中"仕途经济"的强化,以及"科举必由学校"的体制效应使然.这种教育困境的濡染与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促动了晚明塾师自身职业生存伦理,从"传圣道"向"做生意"的潜在转换与异变,这也成为晚明基层社会教育困境深化的一个外在表征所在.     

从传统到近代——晚清浙江学术的变迁

清代嘉道以后,浙江传统学术日趋衰微,无论是理学还是汉学,都在走向败落.与此同时,传统学术内部出现了一股世俗化、理性化的趋势,在学术内容、学术精神、学术方法等方面作好了迎接西学的准备.在此基础上,浙江学者们继承和发扬传统学术中的优秀部分,吸纳西学,创立了近代学术.     

人性的压抑与反压抑——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略论

晚明"性灵"文学思想,产生干人性压抑与反压抑的语境."性灵"不同于"性情",它是在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的,具有去伦理、反理性、追求绝对自由的意味.晚明时期,国家和知识分子之间在生产关系上的裂缝,导致知识分子游离国家意志,在文学领域中倡导"独抒性灵",使得"性灵"文学思想具有非同寻常的冲击力,促使明代文坛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晚明戏曲的普遍性与地域性——以声腔剧种的流播为研讨中心

明中叶以后北曲衰微,南曲诸声腔兴起,舞台时尚与审美风尚遂随之大变。昆曲新声"水磨调"的崛起,文人传奇的雅俗嬗变,彰显出地域文化参与文士缙绅主导的普遍性的文化建构时的重要作用,也折射出文艺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笔底林泉古镜照神——从山水散文比较魏晋及晚明文人对山水的观照

钟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一项重要文化品性,为了以微知著地探究这项文化品性的发萌与成长,特从魏晋和晚明的山水散文入手,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文人在对待山水的接受程度、欣赏态度、审美旨趣等多方面的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深层原因。研究认为,同为钟情山水,魏晋文人在山水散文中表现的是一种发现的喜悦,晚明文人则将生命沉耽山水之中;魏晋文人对山水的态度是崇敬的,晚明文人对山水的态度则是玩赏的;魏晋文人在山水审美中澄怀观道,晚明文人观赏山水时所具更多的是实用功利的现世情怀。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旅途中物质条件的不同,决定了旅人对山水自然可能产生的不同感受;第二是受玄学和心学两种不同哲学思潮的影响;第三是两个不同时代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     

由风流气韵到性灵趣味——《世说新语》与晚明小品的承传论议

晚明小品使用《世说新语》事典与语典的频率很高,晚明小品中的《世说》精神无所不在。相对于《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短章小语而言,晚明小品有着更为灵活的机制,相对于《世说新语》展现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深情而言,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晚明文人的童心、智识、奇癖与真性,相对于《世说新语》的韵味而言,晚明小品的整体风格更近趣味。     

晚明文学的“实用”特性——兼及文学的“世俗化”

频临崩溃的晚明社会向晚明文人提出了“拯救”世道人心的历史任务,于是文人们致力于社会的现实和心灵的现实,开始用文学对世道人心进行批判和重建。整个晚明文学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深深地打上了切近功利的实用特性。     

自由与禁锢——晚明女性对园林空间的使用与影响

晚明社会的剧烈变动极大影响了当时女性的家庭角色与社会地位,园林空间恰巧成为体现自由与禁锢的窗口.以仕宦家庭女性及名妓阶层为代表,前者受限于传统道德多居于家宅,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创造生活趣味,并通过各类特色景观要素与做法为园林空间融入女性化审美风格;后者则通过趋近文人的审美倾向而维持社会身份,营造清雅的生活环境,同时广泛...     

被忽略的晚明王学重镇鹿善继及其儒学思想初论

鹿善继是晚明北方王学的重要人物。他的儒学思想承王阳明、罗念庵一脉而来,以“躬实践”为主要特色,合学业、事功为一体,重节义,重实学。以“真”为心体,以“时习”为工夫,以奋进为乐,以“不动心”为着落。据鹿善继的学行及当时所造成的影响,理应给予其儒学史上相当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