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化路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在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下创新社会管理,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社会管理创新持续有效推进的重要保障。我国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进程中,必须与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紧密结合,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始终将社会管理创新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为此,当前亟须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法律体系,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利益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等法律机制。     

社会管理的改进与法治政府的建设

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管理手段是有重大缺陷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后,社会管理理念的发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社会管理的目标和法治政府建设的目标是重合的。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要建立和谐社会,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必要条件。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就要创新管理手段,变管制为服务,而法治政府的本质之一就是服务型政府。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就要实现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法治政府才能做到科学化管理。法治政府对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逐步转换有积极意义,要想真正取得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实际效果,必须进一步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中政府权力的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社会管理创新对社会能否形成稳定良好的秩序,产生持久和可预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具有战略性意义.我国对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显得比较薄弱,回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府权力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中都需纳入法治化轨道,实行权力与责任的紧密相联,致力实现法治政府目标.因此,既重视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又重视政府权力的法律规制,这是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无法回避的的一个现实命题.     

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高校法治运行模式的法理学思考

当代高校集学术、行政、产业于一身的多元化属性,使高校具备显著的社会化特征。因此,其运行模式也需要遵循社会的管理模式,即法治化的运行模式。法治模式中内含的公平、公开、公开等价值理念使得高校的运行模式呈现出民主决策、权力制衡、规则权威以及实用主义等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视野下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现行社会管理模式万能完全适应社会管理需要,亟待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是走向法治化,应通过立法先行,为依法管理社会奠定制度基础;培育法律信仰,培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西方法治模式的借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问题突出,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理论。在社会管理创新大背景下,用系统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西方法治模式,认为西方法治是由于经济、社会和民主三个子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形成的,也即西方在社会问题的处理上将民主(政治参与)和经济的考量寓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对社会这个系统下的商品经济发展、价值观和法律三个子系统分析,认为三者的动态平衡保障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些经验对于我国当下的法治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政府社会治理的“四民原则”——兼论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的制度创新

"四民原则"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应坚持"民本、民权、民生、民享"。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还存在诸如行政观念转变不足、治理目标偏差、公民参与不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民为本、民生为重、赋权于民与民有所享是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价值导航,也是摆脱与改善我国地方政府现存治理困境所应秉承的理论原则。基于此原则,政府行为价值及结果应最大限度反映民众利益诉求、赋权于民,并最终实现民有所享的多元治理格局。而地方政府一系列制度创新举措也证明我国社会管理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之维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依法行政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准则。我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从提出到实践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依法行政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促使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以及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研究综述

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肯定了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作用,其提法有基础说、价值说、关键说、保障说四种。二是提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认为现代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或＂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利自由、建构法治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等基本原则。三是分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认为应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行政法治

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是建设法治社会对各级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法定化,树立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新形象.     

论“德法兼治”

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 ,围绕如何治党、治国、有效管理社会这个问题 ,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确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内在关系 ,扬弃了我国历史上儒法两家传统的治国理念 ,提出了全新的治国理念——德法兼治。这一科学治国理念不断成为人们的共识 ,并在实践中正确运用 ,必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框架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的基础。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既是对建设进程也是对建设效果的评价,因此,应以分解、细化和量化《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精神实质为出发点,保证党委和政府、专家、社会公众对评价过程的参与性,从基本举措、客观成效和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法治行政：提高政府能力的必然选择

从当前和今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来看 ,提高政府能力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当前我国政府管理中存在权威下降、腐败蔓延、职能不合理、决策和执行机制不完善等制约政府能力增长的突出现象。法治行政对消除这些现象具有特殊作用 ,它可以增强政府权威、遏制行政腐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形成科学决策的机制和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 ,从而提高政府能力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政府社会管理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理念和强化社会管理思想是新时期重要的理论创新,对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而且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将政府社会管理纳入和谐社会的视野,我们会发现,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至关重要。     

论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既具有国际相关性,又具有国情特殊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府的类型和功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政府结构和行政模式,而且会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各国民主法治的正反经验为依据,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行政、诚信行政、服务行政和责任行政的价值取向。     

服务型行政文化:服务型政府的灵魂

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之魂.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把服务型行政文化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服务型行政文化所体现参与性、开放性、法理性和效益性是构建服务型政府"民本"、"透明"、"法治"、"有效"要求的应有之义.笔者从行政价值观、行政政绩观、公务员的行政人格和行政制度体系这四个着力点入手来塑造服务型行政文化.     

中国特色“法治民主”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走了一条“法治民主”道路。这条道路把共产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加强法制,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而逐步实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走这样一条民主政治建设道路,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市场经济发展、人民大众需求和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等多种因素所决定的。而经济结构变化和市场经济发展是根本原因。     

法治政府：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

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的生成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法治政府决不是“法治”与“政府”的简单叠加,就实质而言,法治政府是“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这一结论是从现代法治的一般面貌、宪政对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的关联分析中得出来的。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