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财政分权、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

规模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利用2009—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选取考虑时间效应和个体效应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财政分权和财政透明度联合视角下,探究了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同时考察了财政透明度对财政分权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程度增加有助于地方政府债务减少,财政支出分权程度增加导致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而财政透明度与地方政府债务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从财政透明度的调节效应看,财政透明度抑制了财政收入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作用机制,而对财政支出分权作用机制的影响不显著;从扩展性分析看,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远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财政透明度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小于中部和东部地区。据此,政府应逐步完善财政分权机制,继续扩大财政信息披露,以实现政府对地方债务的有效控制和系统性风险的有序化解。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提质增效与经济增长——基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的研究

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其财税行为会造成影响,进而可能影响到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使用1998-2007年中国县级层面的财政数据,以2001年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作为工具变量,估算中国地区层面的财政支出乘数,并研究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区层面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县级地区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县级地区财政支出乘数减少0.57,专项转移支付不确定性是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主要因素,而一般性转移支付不确定性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乘数没有显著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转移支付不确定性通过影响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使得地方政府提高当地企业的实际税率,减少了当地企业的产出,进而影响到地区层面产出。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财政分权视角下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

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关注的是为何要实行财政分权,如何分配众多的财政职能.而现代的财政分权理论则侧重研究财政分权的制度设计,以最大程度上发挥对政府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我国的财政体制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职权划分和行使还存在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激励机制等问题.应该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财政分权制度,清楚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关系,建立科学、透明、规范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效率和效益,促进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的历史解读

一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变迁史警示我们,中央过度集权容易诱发地方政府法外敛财,进而导致政府征税缺乏边界,私有财产权缺少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反过来,地方分权过度或地方分权无序则会导致中央调控失灵、国家分裂等经济、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最佳模式是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立宪,但财政分权立宪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理性文化的大众共识。财政分权立宪的焦点是地方税收立法权及财政收入自主权的法治保障。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及其制度完善

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间财政支出关系的重要制度,对于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重要意义。财政分配权利义务在财政转移支付相关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构成法律调整财政转移支付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针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运行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应当在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合理配置财政分配权利,规范财政转移支付程序,强化制度约束等方面加以改进与完善。     

宪政视野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是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法律制度,是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财政手段。财政转移支付具有重要的宪政意义：实现财政的纵向和横向公平、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均等化。但是,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政府间事权划分不合理;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权、财力不匹配;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程度不高。这可通过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法律体系、科学划分政府间的事权、优化政府间事权与政府财力的匹配关系和规范政府财政行为来弥补其不足。     

中国财政分权的现实问题研究

就财政分权的实践而言,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如何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合理分权,始终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要点和难点。检验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应该具体分析我国财政分权的现状,特别是利用描述性统计较为全面和详尽地分析我国自1994年至今的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分权的基本状况。改革之后,两者比重明显改变;税权过于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财政支出增幅较大,其自给程度远低于中央;资源从预算内资金流向预算外资金;各省之间的财政差异扩大;财政分权改革仍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俄罗斯制度转型中财政分权问题研究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承担配置职能,中央政府执行稳定经济和分配职能。这一理论对于转型经济体的适用性是值得商榷的。从俄罗斯制度转型、财政调整、财政分权三者互动的研究中发现,地方政府在宏观稳定和分配方面职能加强。地方政府收入支出不匹配,财政赤字增加,既为地方政府非法获取财政收入创造了激励,又恶化了财政状况,扭曲公共品及服务的配置效率,造成区域间财政不平衡和福利差异,国家宏观经济的不稳定,阻碍了私有化的进程。进一步的改革方向应是审视财政分权管理,建立清晰、透明的预算联邦体系,这依赖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质量和政府效率的提高。     

双重权衡机制下地方财政决策及其风险

为研究地方政府的财政实际能力究竟是否存在一定的赤字，以及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决策等问题，将公共预算视作地方政府可通过财政征收力度来进行调控的内生变量，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在加入地方非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后，发现地方财政实际能力并不存在赤字反而表现为盈余；与既往文献将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与政府行为无关的外生变量不同，地方政府在制定财政决策时需要同时考虑“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与公共财政预算净收入”的短期权衡和“经济增长竞争与财政收入”的长期权衡，使得地方政府在短期权衡中偏向于调节财政征收力度实现最优而非财政预算收入最大化，在长期权衡中偏向于持续调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而保持公共财政预算赤字；双重权衡机制会扩大央地财政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央财政的长期稳健和削弱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进一步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寻找到央地财政关系的新平衡点，以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保障财政能够始终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力。     

中国式分权、标尺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系统GMM实证

文章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财政农业支出架构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利用1988-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模型计量分析得出:财政分权在样本区间内促进了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正效应,但跨时与区域差异明显。财政分权与政府竞争的交互项阻碍了地方财政农业支出,在东部更加显著,模型加入政府膨胀程度、城市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回归结论保持稳健。另外,地方政府财政农业支出具有明显的累积效应,受宏观经济政策驱动明显,但是这种驱动力正在减弱。     

基于DID模型对中国省管县财政体制的评价——来自吉林省的数据

省管县的财政体制是财政分权模式的新探索,也是对财政放权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创新。运用DID模型考察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吉林省县域财政及县域经济的影响,发现吉林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影响显著,但由于财政支出更多地流向了政府人员开支等消费性支出,而没有带来县域经济的发展;省管县财政体制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不显著,各县财政激励效果较弱,财政收入的努力程度较低,省对县的财政支持导致了县乡对上级政府的依赖加大,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

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财政分权一直是经济转型的重要内容,这种特殊的分权制度安排为地方政府向增长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重要机制。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重新诠释了地方政府转型的理论内涵,梳理了西方国家政府模式演变的历史脉络,揭示了我国地方政府从增长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内在逻辑,并建构了地方政府转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对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的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本文对中国县级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会找到解决之道。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我国农业保险差异性财政补贴：地区经济差距与财政支出公平

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政策已经成为推动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支出的结果却有失公平性.本文以财政支出公平和偏好理论为基础,对东西中部三大地区农业保险差异性需求和财政补贴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农业保险发展的边际财富效应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好的增强会促进农业保险需求的增长;发达地区高补贴和高保障、欠发达地区低补贴和低保障状况,使得不同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应形成以中央政府财政补贴为主,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多层次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