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沫若翻译与创作之间的相互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著名诗人和剧作家.综观其文学成就,我们不难发现,其诗歌、戏剧和小说的创作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同时他的创作也促进了其翻译水平的提高.在翻译与创作两者间相互影响下,郭沫若在翻译和创作上均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翻译对郭沫若创作的影响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其诗歌集《女神》是我国新诗的实际奠基石 ,其历史剧也为我国戏剧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综观其文学成就 ,不难发现他的诗歌戏剧创作都大大受益于外国文学的翻译     

郭沫若创作与译作的相似性探讨

对比郭沫若的创作与译作,可以发现二者在内容、创作形式与技巧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说明郭沫若吸收了外国作品的创作技巧风格,并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翻译实践对他的创作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论郭沫若前期抒情小说创作

一 “文字的本质是始于感情而终于感情的。” 郭沫若作为“五四”时期诞生的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不仅以自己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体现了新文学的创作成就,同时也以自己的小说创作首开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 郭沫若的小说创作成就虽不及诗歌及后期的历史剧创作,但它却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鲁迅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同时,郭沫若却以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着另一种文学体式——散文化抒情小说;所以我们不应该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标准去评价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创作。无庸讳言,郭沫若的小说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问题论争探源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间的论争实肇端于翻译问题.早在两大文学社团成立前,郭沫若与郑振铎在翻译问题上就已构成对垒.<创造季刊>创刊前,茅盾、郑振铎对郭沫若的译介活动的批评力度和强度远高于郭沫若的反批评.茅盾和郑振铎等宣扬的翻译经济论和系统论,对郭沫若等人的译介活动构成了压抑.话语权问题、翻译情趣的分歧及译者个性气质等差异,使茅盾和郭沫若引领的两大文学社团在翻译问题上逐渐走上了对峙,进而扩展至其他问题.拥有<创造季刊>等话语阵地后,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在翻译论争中由被动转为主动,为现代翻译文学和文学翻译开拓了新的话语空间.     

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渴望"苦闷"的象征--从郭沫若的"身边小说"看其"天才情结"

新世纪郭沫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解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之谜.郭沫若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亢奋意识与小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感伤意识极不协调,研究者历来对于这一明显的反差存而不论.如果说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是"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美",那么,其小说创作表现出来的也便是其独特的"天才情结".从"天才情结"的角度去解读郭沫若的身边小说,是索解郭沫若"球形天才"之谜的一个宝贵视角.     

谈翻译英语诗的几点体会

“准确、通顺、易懂” 乃是一般的翻译标准.而“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诗歌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难度较大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含有众多因素,非常复杂的过程.郭沫若在《九歌·解题》中说:“诗歌的翻译是很困难的.” 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难之所在是它不仅要求把原诗的思想、感情、风格译出来,而且还必须把原诗的韵律之美也译出来.正如苏联翻译家费道罗夫说得那样,合格的翻译应该读起来跟原作一样舒     

早期郭沫若与现代生命哲学

早期郭沫若与现代生命哲学阎嘉关键词：郭沫若西方生命哲学浪漫主义郭沫若早期的思想和创作，从时间上划分，即１９２４年郭沫若翻译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著作之前，尤其是从１９１３年末到１９２４年留学日...     

谱写闪耀着时代色彩的宫廷女性赞歌——史剧《武则天》《文成公主》《王昭君》比较

郭沫若、田汉、曹禺都是现代的戏剧巨人.他们分别从二、三十年代就拿起笔来奋斗,敲响旧时代的丧钟,呼唤新世纪的黎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剧作家,他们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后,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史剧创作,为古代杰出的宫廷女性谱写赞歌.作为讴歌新时代的折光.郭沫若于1960年上半年发表了《武则天》,田汉于同年下半年发表了《文成公主》,曹禺于1978年发表了《王昭君》.这三部史剧都是喜剧,其结局或是平定叛乱,或是结为婚姻,体现了国家兴旺,民族团结,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史剧创作的成果,但其成就是各有千秋的.     

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

上世纪20年代,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与茅盾和郑振铎为首的文学研究会就翻译介绍外国文学问题,发生了一场论争。论争涉及了文学翻译选材的问题,即以经济性为主还是以艺术性、欣赏性为主,实际上隐含的却是翻译目的、意识形态、创作风格和话语权力的差异。     

郭沫若与"时间神话"

时间,对于郭沫若而言具有耐人寻味的“神话”意义。从历史评价的角度而言,郭沫若评价几经波折,但最终还是成为了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极大的文化名人,这一争论至今尚未平息。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而言,郭沫若与时间的两个极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郭沫若永远是当代的郭沫若,又永远是远古的郭沫若。从郭沫若的创作历程角度而言,郭沫若一生成就横跨多个领域,在每个领域中,郭沫若初创即是高峰,然后不是转换就是衰落。从时间的角度对郭沫若进行考察,有助于开辟郭沫若研究中的新空间。     

抗战时期郭沫若史剧创作情感论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情感因素.从郭沫若的情感导向、情感寄托、情感展示和宣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史剧艺术形象渗透了郭沫若的文化观念、情感体验、个性气质、审美心理和创作移情.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

郭沫若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具有一切翻译实践的共性外,突出地表现在将译作与创作相结合、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不但提出了诸多关于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如风韵译、创作论、以诗译诗等,而且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集理论与实践探索于一体。当时正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又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翻译,从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     

历史剧语言如何"古今共通"——以郭沫若历史剧《虎符》的修改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提出历史剧创作中"古今共通"的语言原则,既是对自己历史剧创作失败与成功的总结,也体现了在文艺大众化语境中的独特见解.相较于其他抗战历史剧,郭沫若对于《虎符》的修改主要集中在语言方面,可以从中探究其历史剧语言"古今共通"观念的形成,及相应的历史剧语言的创制和调整.一方面,在全面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中吸纳市民大众熟悉的"旧小说式的白话",成功地营造了"古代的幻象".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转换中,郭沫若侧重历史剧语言的当代性和规范化,使之符合"今语"的新要求.因此,郭沫若提出和实践的"古今共通",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指引着历史剧语言不断创新.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郭沫若翻译实践特色研究

郭沫若兼具诗人、作家、学者于一身,因此他的翻译实践活动除了具有一切翻译实践的共性外,突出地表现在将译作与创作相结合、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他在从事翻译实践的同时不但提出了诸多关于翻译问题的独特见解,如风韵译、创作论、以诗译诗等,而且将其运用到翻译实践,集理论与实践探索于一体。当时正处于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他的翻译又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他的翻译,从原著选择、翻译取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风格、翻译语体、翻译类型、翻译模式、翻译特长到翻译地位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