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唐诗》所存录五代诗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五代（包括十国）是一个混乱而短命的时代,但文学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建树。伴随着文学的发展,“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虽整体上沿续了唐代的旧局,但其问也有一些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考察《全唐诗》中所存录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全部诗歌作品,能清楚地描写出“列锦”辞格在五代发展演进的基本轨迹。     

列锦辞格的审美功能

列锦是植根于汉语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其所具有的审美功能是别的修辞方式所不具备的,它的审美功能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大拓展接受者的联想与想象空间,二是创造某种意境,制造画面效果。     

“顾名”、“列锦”辞格与古典诗词的意境

本文紧扣诗词的特点，抓住“顾名思义”与“触景生情”、“列锦铺绣”与“融情入景”之间的联系，具体论述“顾名”、“列锦”这两种修辞格对于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意境，具有独特的功效     

列锦辞格定义的沿革及其再认识

“列锦”作为修辞方式,在汉语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给其命名,则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由于“列锦”是新建辞格,故所论的学者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一个逐步修正的过程。本文梳理了列锦定义的沿革,提出新看法。     

元曲中的列锦及其“留白”译法——《天净沙·春》两译本对比分析

列锦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奇特的修辞方式,在元曲中尤为常见,全句由名词或名词短语构成,可获得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效果。在元曲翻译中应采取＂留白＂译法,可更好地再现列锦所蕴含的艺术美,并促进中国古典文化的弘扬与传播。     

《枕中记》与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枕中记》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传奇文，然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艺术成就。《枕中记》所代表的内向性和游戏性特征，是影响整个中唐士人心态的两种倾向，而且这两种倾向正是中唐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所造成的。《枕中记》作为唐传奇进入兴盛期的标志性作品，同时也是整个中唐士人心态走向重大转变的开始。     

《全唐诗》“红楼”意象与《红楼梦》命意发微——廓清20世纪末红学的迷雾之一

《红楼梦》问世以来 ,关于“红楼”出典和《红楼梦》命意的索解 ,除了索隐派若干奇异的猜测 ,出现了一些会心的领悟和一个荒谬的循环。全面考察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并审视《红楼梦》文本所得七大证据表明 ,曹雪芹曾经寝食《全唐诗》 ,浸淫《全唐诗》。《全唐诗》中 60例“红楼”意象 ,所含九种含义可归为五类意蕴 ,与此对应 ,《红楼梦》命意可作由浅入深、由面到点、由实写到哲思的五重索解 ,小说的主人公、背景、情节走向、主导线索、哲理追求一切都可以由《红楼梦》这一书名化入或展开。二百年来特别是2 0世纪末有关《红楼梦》书名命意的肤浅和乖谬之见可以去矣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关于《牡丹亭》中的“集唐”诗

明人汤显祖传奇名著《牡丹亭》中,共出现"集唐"69首,历来未有将其出处(所集诗句之作者和所出之诗篇)全部注齐者。经大量查考证实:此69首(共280句)"集唐",分别集自129位诗家的270余首诗,并勘正了以往诸家引证注考中的相关错讹。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     

唐后期唐诗选本与唐诗观念的流变

选本是中国古代诗学的重要批评形态。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研究唐后期唐诗选本可以明了唐后期唐诗观念流变的路向和诗歌审美倾向的变化。     

唐朝初年重修《晋书》原因新探

重修《晋书》,是唐朝官方于贞观20年(646年)组织的一次大规模修史活动,关于这次活动出现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唐廷企图通过篡改晋史,“尊扬皇室,证明先世之渊源”,李培栋认为是“由于一系列政治事件对太宗的刺激”,太宗要借修史为自己辩解、向大臣发出劝诫和获得内心慰解.实际上,这两种解释均难成立.唐朝之所以重修《晋书》,是因为此前诸家“晋书”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各种缺陷,不能适应唐初的政治形势和时代要求.正是因此,据唐人李延寿记载,早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唐朝可能已经出现过《晋书》的修撰活动.     

《唐诗品汇》与四唐分期说的确立

明初诗学批评家高棅编选的《唐诗品汇》是明代最有影响的唐诗选本,也是以评选结合方式来体现自己诗学批评思想的重要的诗论著作。尤其是其唐诗分期理论,在广泛吸收唐末以来唐诗分期学说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四唐分期说,显示了唐诗分期的批评史意义,对明代唐诗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中唐边塞诗艺术手法的创新

中唐边塞诗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表现出新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抒情方式从外在情感的自然流露转向内心情感的深婉含蓄;2.诗歌意象从宏阔壮大转向细小窄狭;3.篇章体制从自由抒写的歌行体为主转向短小灵活的律绝体为主;4章法句法从天然浑成转向锤炼工密。     

《全宋诗》误收唐诗考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是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诗歌总集,是20世纪古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全唐诗》更是诗歌总集整理的典范。但《全宋诗》、《全唐诗》重出、误收、重见的诗歌数量庞大,除前人所论,又有300余组,可粗略分为作者两收诗歌重录、《全唐诗》误收、《全宋诗》误收、诗歌重见不能考订时代等四种情况。《全宋诗》误收唐诗的部分,共计24组59例诗歌,或重录于近同,或误收于相关,或错讹于无绪,缘例释证,甄别真伪,可资参考。     

唐音乐文化影响下的中晚唐传奇

唐代音乐文化尤为繁盛。唐音乐在立足汉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的精华,形成了辉煌的燕乐系统。唐代各艺术部类都受到音乐的润染。该文以中晚唐时期的传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其中蕴涵的深厚的音乐文化。并且从中发掘音乐的永恒魅力,体味中晚唐传奇独特的音乐内涵。     

试论唐朝初年的唐丽关系

唐初,唐王朝对高句丽采取了较为和缓的怀柔安抚政策,高句丽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亦一直奉行亲唐政策,尽力处理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使得这一时期唐丽处于蜜月期,极大地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中唐"险怪派"诗人审美创造心态探析

“险怪派”诗人特殊的身世遭遇、气质风度和特殊的社会经历胶合起来,使他们的人生之路变得坎坷不平,充满艰辛。种种打击与刺激使他们心态变异:愤世嫉俗,孤僻寡合。其创作表现出以怪异为美、以丑为美的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