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词“见”“视”“观”“看”演变研究

本文运用语义场理论考察与"看"有关的常用词演变研究,"看"在先秦文献出现较少,而"视""见""观"等使用较多,且在现代的发展中义项不断增加。"看"虽然出现较晚,但是构词能力不断增强。"见""视""观""看"等常用词的相同义项之间的互相侵占、影响,共同构成新的合成词。     

现代汉语类词缀“热”和“风”

"热"风"作为类词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可以加在名词、动词或词组之后,表示某种社会事件成为一种"热潮"或"风气",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在语义语用上的差别也是明显的,从意义虚化的程度上看,"热"的虚化程度比"风"高;从感情色彩上看,"热"多表褒义,"风"多表贬义;从音节的组合能力上看,"风"的组合能力比"热"强,"风"既可以双音节组合也可以和单音节组合,"热"不能和单音节组合。     

说“稱”——上古汉语“稱”的字形和语义演变

本文通过考察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的"爯"和"偁",认为:两个字形在甲骨文中记录了同一个词,其本义为"以手提鱼",常用义为"在祭祀中举献物品";到了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爯""偁"的词义进一步引申为"称呼""称赞""衡量""称量货币"等。本文同时参考东周十三部典籍中"稱"(爯、偁)的用例,根据词义发展的规律,大致梳理出三字字形的更替和"稱"(爯、偁)的语义演变脉络。这样的梳理工作,不仅对文献解读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辞书义项的归纳原则也有一定的启示。     

“X+透”结构中“透”的语法化及动因探讨

从历时平面看,"X+透"结构中的"透"从本义发展为表实在的结果义,到表抽象的结果义,继而再发展到表程度义;从共时平面看,"X+透"结构中的"透"在现代汉语中可以表示动作的结果、程度等义,并且"透"还在进一步语法化。可以说,"透"逐渐从实义动词走向了虚化。     

“西学为用”之独重对“中学为用”的逼显——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

历史地看,西学东渐使得"体用"之争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题。围绕这一主题,出现过"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中学之体开出西学之用"和"西体中用"等多种主张。比较地看,这些主张均表现出对"西学为用"的独重和对"中学为用"的轻忽。哲学地看,"人己"、"人我"和"天人"成为我们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三大课题。面对这三大课题,对"中学为用"的呼唤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问题。就"中学为用"的实质来看,依着儒家的基本理路,其主要脉络在"主体之门的开显"。"解铃还需系铃人","主体之门的开显"是化解上述三大课题的根本。     

古汉语中“得”的研究综述

学界对于古汉语中"得"的研究已比较系统,主要有以下内容:"得"作为助动词时的性质和意义,"(可)得(而)V"结构;"得"作为助词时"得"字补语句的语义类型和"得"的性质,"得"字补语句产生的时间,助词"得"的来源,"得"字补语句的前后段成分,"V(O)不得"结构;"得"的语法化原因,专书中"得"的用法等。但仍然存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助词"得"的来源等。对于"得"的语法化原因的探讨还缺乏深度,对于佛经等一些俗语文献中"得"的用法的研究也比较少。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拭”“揩”“抹”“擦”“搌”的历史演变与方言分布

“拭”“揩”“抹”“擦”“搌”是一组表“擦拭”的同义词,它们历史层次不同,意义范畴也有所不同.自先秦到明代,书面文献中一直以“拭”为主,清代开始萎缩,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拭”则只保留在古语或个别成语中(“拭目以待”).而“揩”自魏晋以来,一直在缓慢发展,但从没占居主导地位.“抹”“擦”作为后起之秀,明代以来就非常活跃,至今天二者平分秋色.“搌”作为方言词没有多大变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文献用例甚少.     

论水彩画中的“写”与“作”

水彩画是近代与油画一同由西方传入中国的绘画形式。水彩画与中国画在使用介质颜料和工具材料等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它们在作画过程中的"写"与"作"却大相径庭:在中国画中"写""作"不分,"故作字作画皆曰写";而在水彩画中"写"是"灵","作"是"魂"缺一不可。     

近代汉语中“底”字的来源及其演变

在近代汉语中,"底"字做为代词和助词较早地见于魏晋南北朝文献,到唐五代时曾得到普遍使用,直至期宋金之际还常见于诗文之中。元代以后,"底"字做为代词的用法就极为罕见了,而作为助词的用法则被"的"字所替代。本文试图对汉语史上有关"底"字的用法及其研究做一简单的概述,着重从语音的角度就其来源加以讨论,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     

近代汉语“把/将”字句的竞争及成因

在"把/将"字句的竞争过程中,宋元时期"将"字句一直处于优势,明代开始"把"字句战胜了"将"字句取得量的优势,"把"字句的竞争优势由隐性转为显性。受"把/将"字语法化语义基础的差别,特别是句式类型、语体特色、语义表达、方言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把"字句最终取代了"将"字句。     

“看”与“被看”模式下的孤独与狂欢——余华长篇小说的宏观结构

余华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指向之一是通过写作达到自我人格的完善,作品内部有着动态的自传性。从《在细雨中呼喊》到《兄弟》,令人绝望的孤独感是余华长篇小说的重大主题。与此同时,小说叙述中的狂欢色彩却越来越浓重。"狂欢"作为一种发现本我与宣泄自我的方式,目的在于对童年时期自我内心孤独与压抑的疗救。"看客"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这一概念曾被用在余华作品研究之中,而事实上,以《在细雨中呼喊》为分界点,"看"与"被看"的所指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因为绝对真实的自我永远无法通过叙述抵达,这些小说隐喻了个体孤独与狂欢角逐的矛盾而复杂的存在状态。"看"与"被看"模式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存在状态得以展现的条件,在人类认识自我的意义上隐喻了现代文化带来的深刻困境。     

“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与应对措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发加快。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企业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主体,"走出去"的问题,是中国企业赢得更多机遇,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重点。无论从"质"还是"量"上看,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仍处于初级阶段,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政府和企业自身都应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加以防范和避免。     

论“中间代”的“中间”位置——基于诗人个案的分析

在当下众声喧哗的语境里,"中间代"诗人正历史性地处于一种"中间"位置或写作状态。对这一"中间"位置的指认,一方面有助于关注那些被遮蔽、被忽视,然而极具特色和潜力的诗人;另一方面能够去除机械的"归类"等简单化做法带来的弊端,认识到诗人写作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此外,"中间"位置还预示着某种生长性,呼唤着诗歌的转型和走向潜深。     

近代“西体中用”观探析——郑观应的“体”“用”思想

对于近代的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西体中用"观,郑观应做了较为完整的概括,把对西学的认识和运用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郑观应认为,"西体中用"观的落脚点在西体,即政治上的议院、经济上的商业为本、文化上的教育为本。郑观应的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体西用"观的继承和发展,还与"西学中源"观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因此,他长期处于矛盾状态之中。总体而言,郑观应的这一思想还未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架。     

“郑洛三工业走廊”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

在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区域竞争加剧的转型发展期,"郑洛三工业走廊"工业化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从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发展的角度看,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郑洛三工业走廊"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价值。该区域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战略要点在于产业空间布局优化、协同创新、产城融合和利益协同。     

《歧路灯》中的“董”和“古董”

《歧路灯》中的动词"董"和形容词"古董"颇有地域特色。"董"是行为动词,在句中作谓语。"董"和"弄"在语义、语法上相同,而在语用、使用范围上有异。因此该书中的"董",都可以用"弄"替换,而"弄",却不尽可以用"董"替换。"古董"包含有难缠、固执、不易对付、变幻莫测、居心叵测、行为乖戾、喜欢惹是生非等义,可以表现性格、脾气、行为、内心、外在等诸方面。今天的豫西南等方言中也有与《歧路灯》相似的"董"和"古董",但古今的"董"都谈不上"粗俗",且"董"的行为本身从性质看并非都是"胡为乱来"。     

“桐城派三祖”论科举与时文——以“桐城派三祖”序跋为例

在桐城派众多作家中,方苞、刘大櫆、姚鼐并称为"桐城派三祖"。"桐城派三祖"曾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其科举历程顺畅程度不一。"桐城派三祖"在科举上有着复杂情结:尽管他们对科举埋没人才的现象深为痛惜,但他们意识到,也有一些俊士从科举中脱颖而出,其结果难以预测。在名利的驱动下,应举者往往视科举为猎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桐城派三祖"对此举给予批判,并从辩证的角度对科举得失加以分析,希望应举者淡泊名利,顺应天命。为了提高时文写作水准,"桐城派三祖"重视古文以为时文,重视培养学识。他们进而从文与行合的立场出发,期待应举者文行兼修。这一思想对桐城派后学深有影响。在桐城派阵营中,就有不少作家,我们既可以才思敏捷的文人视之,还可以经明行修的儒者目之。     

从“一”与“裂”之争看“内圣外王”——《庄子·天下篇》主旨探析

"内圣外王"一语出自《庄子·天下篇》,被许多研究者认为是该篇主旨,但对其内涵的理解和阐释至今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细读《天下篇》可以发现,"一"与"裂"之争是全文的逻辑主线,其中蕴藏着《天下篇》作者"崇一抑裂"的态度。而"内圣外王"正是《天下篇》视为"一"的"古之道术",是先秦诸子学的共同旨归,是注重整全性的古典政治哲学思想。在先秦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内圣外王之道""为天下裂",具体体现为诸家各异、各执一端的学说和举措。而从战国末期至汉初的诸多经典文献都表明,熔百家之说而成君王一家治术已开始成为学术主流,由"裂"返"一",才是真正认识"内圣外王"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