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的非线性影响：基于PSTR的实证分析

作为中国经济政策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普惠金融旨在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对包括产业结构在内的诸多经济指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Sarma(2008)提出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测算了2005-2017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运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探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非线性影响。研究表明,样本期内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现区域性差异,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产业结构偏离经济均衡状态的程度,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表现出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2402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促进作用逐渐加强;当普惠金融指数大于0.5914时,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加强。同时,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对东部、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无显著影响。此外,本文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     

企业的“脱实向虚”具有同群效应吗?

探究了上市公司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潜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无论从行业还是地区角度来看，企业的金融化行为均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就其产生机制而言，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是行业层面金融化同群效应的潜在机制，且该行业与金融行业之间较高的收益率差距会加剧上述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从地区层面来看，企业金融化的地区同群效应主要源于地区内的信息交流式学习，较低的地区融资约束会加剧信息交流式学习对企业金融化同群效应的影响，而较高的地区金融监管程度则能够缓解上述影响.     

“双碳”目标下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绿色金融被视为推动碳减排直至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8—2018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绿色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体现为显著降低了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异质性分析显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在东部地区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应继续大力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强化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采取多样化的绿色金融政策,以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区域金融聚集效应与GDP关系的实证检验——以贵州省各地(州、市)为例

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贵州省各地(州、市)为例,对金融产业聚集效应与GDP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由金融聚集的几个基本指标,得到各地(州、市)的金融集聚指教,利用回归模型,对金融集聚指数与GDP进行相关关系检验,实例分析表明金融集聚指数与GDP有明显的线性相关关系.     

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动态演进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集团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利用核密度估计、马尔可夫链及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空间动态演进及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发展速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态势,且其离散程度均有扩大的趋向;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存在一定程度俱乐部效应,即使在考虑空间滞后的条件下依然存在;我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且经济规模、人口密度、传统信贷规模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重要因素。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策探析

随着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的不断融合,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得到了普及,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创新,为农村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契机,推动了农村金融服务的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地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文章从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入手,分析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关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数字金融对银行信贷的影响——来自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数据的经验证据

由大型互联网企业驱动的数字金融新业态，因门槛较低而让商业银行排除在外的众多长尾客户享受到基本的金融服务，在近年来获得快速的发展。一个基本而无可回避的问题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会促进还是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本文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我国1326家商业银行地级市分行的贷款数据匹配后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同时存在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具体地，数字金融广度发展会促进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增加18.64%;数字金融深度发展会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指数每提高一个标准差，银行贷款减少11.94%。本文分别将上述两种情形称为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种效应依然同时存在。本文还从区域差异性和银行异质性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信贷的差异性影响，并对数字金融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验证。本文的研究对推动数字金融发展、商业银行转型和金融业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时代下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的证据

中央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之一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以数字技术驱动金融的高质量供给，使资金更多流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本文运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升创业概率，其中信贷业务对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渠道是缓解个体融资约束，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传统金融发展落后地区中表现尤甚.但是上述作用影响存在地区间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只集中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人们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风险偏好越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弱.此外，本文还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存在“数字鸿沟”现象，其对受教育程度低和年老的个体创业的促进作用影响更小.上述发现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缓解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但是其经济效应存在局限性.本文的政策建议是，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政策时，要完善地区政策配套实施，因地制宜，推动金融同经济的均衡发展，为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财政分权、制度环境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

实证分析了我国财政分权和制度环境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行为指数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高;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长期债务的比重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行为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都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多的长期借款.上述研究结果说明,财政分权改变了制度环境对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     

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实证研究

科技与金融相结合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手段和基本保证,但至今仍缺乏专门针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状况的评价系统和指标体系。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从科技与金融相融合的角度构建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制定2001年-2008年科技金融资源指数、科技金融经费指数、科技金融产出指数和科技金融贷款指数,运用组间连接法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进行聚类分析。研究发现,科技金融资源投入不断增加,科技金融经费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科技金融产出指数显现下降趋势。特别是科技金融贷款方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观,反映目前我国金融体制与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     

金融压力指数构建及其有效性检验——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金融压力指数能较好地实时反映一国金融体系承受风险的压力状况,帮助决策者和市场参与各方及时准确地前瞻性评估潜在风险来临时可能承受的金融压力水平。根据各市场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程度,利用CDF-信用加总权重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构建了包括银行、股票、外汇、保险四大市场的我国金融压力指数测度模型体系。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压力的阶段性特征明显,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往往伴随着高的金融压力;我国金融压力主要来自于银行部门,随着近年来我国银行治理水平提高和资本市场发展,银行部门压力指数正缓慢下降,股票市场压力却逐渐上升;外汇市场和保险市场压力指数长期保持在低位运行。有效性检验表明,来自我国FSI的冲击在滞后6个季度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     

农村合作基金会反思

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起,作为金融领域"正规军"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因内部整顿和改制的需要,开始从中西部地区县域城乡大规模地撤退,从而导致了县域城乡金融体系的严重萎缩.     

优化包头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研究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准确把握金融生态环境科学概念内涵,揭示金融生态特征及基本规律。明确政府对经济主导方面指数,经济运行质量指数,金融发展、信用的基础设施,制度建设方面的指数和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提出改善包头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     

论金融创新的作用

金融创新对金融深化产生推动力,同时金融深化促进金融创新。这种互动性取决于两者之间作用机制的健全程度。通过调整金融创新对金融深化的作用机制,可以改善金融深化的运行状态,进而推动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发展。广义的金融创新是对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的创新。而金融创新对金融深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包括对货币化的影响和信用化的影响。     

中国家庭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影响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并合成了家庭普惠金融指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家庭视角展示了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在不同群体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2017年中国家庭普惠金融总指数平均为0.575,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处于中上等水平。从需求层面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发展成效可观,传统银行账户服务和数字金融服务都还有较大推广空间,家庭正规信贷市场参与度明显较低,金融服务质量的提升任重道远。从供给层面看,社区层面的金融基础设施覆盖大致处于中等水平,依然需要重视提高金融服务可及性。农户、贫困家庭、低收入家庭、年老家庭尤其是夹心层家庭,享受到的普惠金融水平明显较低。基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的国际比较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先于大部分金砖国家,但是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影响方面,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证据均显示出普惠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家庭层面研究表明,普惠金融对家庭人均收入的异质性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度,并且更有利于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区域金融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研究

西部大开发期间,国家制定并实施了相关政策以推动西部地区区域金融的发展,试图保障西部大开发的顺利实施。西部大开发期间,存款、贷款和金融相关比例均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促进作用,其中,贷款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显著;但是其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规律,因此西部地区应继续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实行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及货币政策等,继续完善以区域金融发展引导经济增长的政策。     

人才红利下的金融科技上市企业效率测度研究——基于双市场网络模型的实证分析

趁着科技创新的东风,近年来,金融科技行业在产品市场中的规模不断增长。然而,其在金融市场的表现却并非一帆风顺。同时,在人才资源的大量倾斜下,该行业内的上市企业表现是否差强人意?为评估金融科技上市企业在两个市场中的不平衡表现,本文首先构建了包含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双市场网络模型;其次,提出了传统型与复合型人才红利下的双市场网络效率测度方法,并对2014—2018年间金融科技上市企业效率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上市企业传统型双市场网络效率较高,且呈上升态势,而复合型双市场网络效率表现平平;国有企业的传统型双市场网络效率领先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传统型效率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在复合型效率中,东部地区出现下滑,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不降反升。同时,金融科技上市企业也表现出对人才红利的强依赖性。最后,根据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及决定因素研究

本文对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三大区域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对东中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显著,对西部地区不显著;工业化程度对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最后,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均衡发展指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稳健性的综合指数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金融体系的综合稳健指数,对2005-2010年我国金融稳健性状况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2005年到2007年我国金融稳健性状况良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席卷下,2008年季末我国金融稳健性较差,2009年、2010年,我国金融稳健性状况逐步好转。本文量度金融稳健性所采用的综合指数与我国的金融运行状况高度匹配,并通过分析说明我国金融稳健的状况。     

地区差异会影响金融与实体之间的相互转化程度吗?——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

实体经营与金融投资的有机结合被认为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到强崛起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我国地域特征着手,探讨了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和经营收益之间的资源配置选择与效率呈现出的地域性的差异.结果 表明,东部地区上市企业经营收益越高,则会有更多资产投资于金融资产.但是,金融资产对经营收益的"挤占效应"却是西部地区更严重.而地区的金融市场发达程度、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这两个地区软环境指标能够解释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随着金融市场发达程度的增高和地方政府干预程度的下降,金融对经营收益"挤占效应"的负向边际效果逐渐下降,说明政府与市场环境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提高落后地区的软环境水平有利于引导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