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以诗取士”的文化策略与山水诗派的生态

“以诗取士”是盛唐最重要的文化策略。盛唐的这种取士科制 ,以官方政策的名义接纳了齐梁文学的艺术形式和趣味 ,造成了特殊的社会制度与生活风习 ,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高度自由而宽松的文化环境 ,使盛唐生活和盛唐人气质全面诗化 ,助长了士人山水情结的生成 ,形成了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风景审美的时尚 ,盛唐几乎所有的山水诗名篇都是产生于与科考有关的行旅羁役的奔忙中。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生态中 ,山水诗群迅速形成 ,诗歌 (特别是山水诗 )高潮蓬勃出现。     

唐代“奉试诗”辨略

唐代"以文取士","试诗"称谓繁多。毛奇龄谓唐代进士登第后"又有试"即"奉试";臧岳则认为"奉试"为"覆试",由此而有"奉试诗"之称。古今学者沿用不疑,但语焉不详,分析归纳不细致。实际上,"奉试"和"覆试"既不是相同的考试制度,在诗歌体制及难易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别。毛奇龄所指为"奉试诗"的作品,亦非"覆试"之作。唐代人创作的"奉试诗"主要包括"赎帖诗""帖经日试诗"以及其他"奉命"之作。     

孔子“诗教”艺术的“仁学”本位解读

每一个民族都有孕育自己成长的诗歌教育,为什么独有孔子的诗教远远超越了文学本身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础塑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跳出以文学、美学等角度分析诗歌艺术的传统视野,从孔子教育的最高宗旨仁学之本位来解读诗教,可以见知,诗教是一种生活教育,是情感调解的中和之道,是礼乐精神的内在确立。     

汉魏六朝的“赋末附诗”及其文体学意义

当赋体文学发展到东汉时,有些赋的末尾开始出现诗歌,在体制上属于赋的一部分,学界多以"赋末附诗"称之。纵观整个汉魏六朝,涉及赋作11篇,附诗18首。赋家在赋末附诗,主要是源于抒情言志的需要;同时,五七言诗的出现,也是重要因素。这一文学现象背后,暗含的是诗歌和辞赋之间相互承续、渗透和影响的复杂关系,故"赋末附诗"也为汉魏六朝的诗歌和辞赋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依据和视角。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唐宋“口号”诗考论

"口号"的形成是诗歌演进史上的重要现象。口号诗起源于刘宋时期,兴起于唐,为即时创作、随口吟成的诗体。永明"四声八病"诗歌理论导致诗歌创作方式的改变,是口号诗成为诗体并得以发展的主因。当唐代格律诗盛行,诗人们在对诗歌进行精心推敲打磨时,口号诗机智、快捷的创作特点被凸显出来,成为诗人逞才弄技、酬赠唱和的重要诗体。即时成章、要求作者有临机之能的口号诗被有巧智的俳优所运用,成为唐宋杂剧的表演手段——"辞捷"。由于宋代宫廷宴乐中的乐语关涉到皇家威严、国家事体,其文辞常由翰林学士代拟,乐语中的口号诗也由即兴创作改为事先撰写。口号的地位及价值因其创作方式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乐语中的口号以歌功颂德为主,格调低下,为文人所不屑,最终走向消亡;而保持自由吟诵状态的口号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论张岱小品文的“以诗为文”——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

张岱的小品文呈现出"以诗为文"的特点,诗歌对其小品文的渗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以《补孤山种梅序》为中心可看出其以诗为文表现为:以诗的形式为文,以诗的意象为文,以诗的抒情为文三个方面。其小品文具备"以诗为文"跟张岱的诗歌理论中将诗歌的高度概括化跟高度个性化的统一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以及其在高雅精美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学识修养气质有关。     

论词学批评中的“以诗比词”

"以诗比词"指的是词学批评中将诗词的作者、作品、发展阶段等进行比拟或比较,借助诗歌风格、成就等方面的特征,以表达论者对词的评价与判断的批评方式。这种现象开始出现于宋代对词人词作的点评中,至清代以后则成为词学批评的常见方式,其内容也几乎涉及词学的所有方面,并表现出系统性和理论性。"以诗比词"大量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诗词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其价值则在于反映了词体文学及词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始终以诗为参照和借鉴的对象,而诗词并论的方式将词纳入了主流文学的体系中,也有助于词的尊体进程。     

评“诗无达诂”说

关于诗歌的解释,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它之产生是有社会依据的。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形态里,诗歌的历史都是最古老的。当文学尚处于口头创作的原始阶段,先民们即将生活经验、民族传说、宗教信仰、感性体察等以韵语的方式加以概括,使之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产生了早期的诗歌。这时的诗歌远非纯文学观念所能理解的,它具有经典的性质,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指导意义。我国商、周时代的先民诗歌即被视作同古代政书、训诰、誓辞等一样,长期成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准则。春秋时人们认为：“《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     

“诗”与“乐”的相对运动——中国诗歌史别解

苏轼以来,人们只是津津乐道于"诗画"关系;对于中国诗歌史,又习惯于从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进行描述。其实,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关系更为久远、更为本质。由"诗乐"关系来审视,可以有效地揭示出中国诗歌嬗变的内在原因。具体而言,在最初的《诗经》时期,"诗"与"乐"混为一体;到《楚辞》阶段,"诗"开始独立,必然分离于"乐",但它为了自身的审美价值,又须以"乐"附丽之,以吟咏的音乐美来增强其审美效果;至魏晋以降,这种审美追求的进一步加强就导致"诗"的声律化;再往后,"诗"继续进化,就必然地由口头吟咏的声律之美而渐至于内部的意蕴之美,"乐"入于其内而化为其质,"诗"的深层具备了音乐效应,实现了乐化,在最大程度上表现了音乐效应。由四言而骚而古而律而词,其必然性正在于此。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论严羽“以禅喻诗”的审美寓意

严羽《沧浪诗话》出现后,几百年来对此书的争议一直未曾停止,可谓毁誉参半。不仅有对此书观点的不同意见,连他使用的"以禅喻诗"的方法也遭人批判。严羽之所以"以禅喻诗"来说明他的诗学理论,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诗学风气有很大关系。"以禅喻诗"只是他采用的一种方法与手段,目的是为了说明诗歌的主旨即是"吟咏情性",这重新开创了中国诗学理论的审美本质。     

《南齐书·陆厥传》“永明体”内涵辨证

"永明体"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由古体向近体跃进的桥梁,历来成为诗学话语的重要命题。对"永明体"内涵的阐释一向歧见丛出,还原其历史真实是研究的基础。所谓"永明体",是南齐武帝永明后期,文学走向繁荣,以沈约、王融、谢朓等为代表的文人,将新辨清并定目的平上去入四声,有意运用到文学(主要指五言诗)创作中,回忌病犯,形成理想的诗歌声律模式,以追求诗歌的声音之美为目的而形成的一种诗歌体式。     

“文学场域”视阈下的西南联大诗人群再考察

目前,“现代主义”诗歌阐释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西南联大诗人群具体的诗歌实践及特殊的诗学构想。借助“文学场域”研究视阈,可以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与涂抹,深入考察西南联大诗人群如何占据着20世纪40年代“文学场域”中一个独特的结构性位置,从而发展出自我的文学立场与独立的文学活动策略。     

网络诗将导致现代汉诗的全方位改变--内地网络诗的散点透视

电子网络传播是人类诗歌由口头传播到纸质书面传播后的第二次大飞跃,传播方式的改变带来诗的文体特征及美学特征的改变,使诗的视觉形式、诗的游戏功能、诗的视觉思维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网络诗与纸质诗在诗的形态、功能、写作方式、传播方式、接受方式及创作的思维方式上都有较大差异.网络诗呈现出诗是可以"制作"的、诗的传播及接受方式是互动的、读者是"能动的参与制造者"等特点.目前内地的网络诗还停留在与文本诗没有太多区别的低级阶段,只是基本实现了网络诗的发行功能,其创作功能受到忽视,即只是通过网络来"传播"诗,没有借助网络的优势来"呈现文学创造的新经验",来"制作"诗,几乎没有名诗人进行超文本的写作实验.此外,网络诗还出现了一定的自由化倾向,色情诗在网络诗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因此,有必要"净化"网络诗,提倡诗歌精品上网,同时还要加强网络诗的研究力量.     

元代“史记诗”的学科意义和历史地位

元代"史记诗"是元代史学史和"史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元代文学史、批评史及其《史记》接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史记诗"作为独特的文学、史学文体形式,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研究元代"史记诗"要有鲜明的辨体意识。元代"史记诗"文献丰富,通过分类统计和总结分析,可以从多维度视域来观照元人如何以"史记诗"来接受和阐释《史记》的,进而透视出元人的文学观和史学观,这既可以弥补元代"史记学"研究的不足,也可以拓展元代史学研究的学术领域。元代史记诗具有"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名为咏史,实为咏怀"、"立意必奇,贵在翻案"和"王道德治,治乱兴衰"等多重内涵特征。     

方苞“绝意不为诗”之辩及其诗论

方苞以古文名扬天下,世人皆言其不作诗,他自己亦多次提及自儿时即"绝意不为诗"。方苞"绝意不为诗"的根本原因是其父力戒方苞为诗。另外,相较于文而言,方苞诗才确实有限,诗作受到友人批评,他自己也意识到诗歌之难为。但事实上,方苞并非真的与诗歌绝缘,他时常写诗,只是少有留存而已,其从弟方世举的诗集中曾提及方苞作诗,足以明证。他有大量诗序,可见其诗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