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与“考验”:蔡仪美学的历史之难

从20世纪40年代尝试用新方法建立"新美学"的艰难"试验"到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所遭遇的严峻"考验",蔡仪总是陷入到历史的两难窘境中——不管是解放前作为理论"先知者"所面对的时代理论限制,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美学"孤寂者"所面对的美学围攻,蔡仪美学总是在屡遭非议与批判中处于一种"被边缘化"和"被改造"的角色状态中生存。这种历史的苦涩所带来的学理艰难其症结关键在于三方面:一是蔡仪所破坏的是长期主流的西方美学体系,而其美学建构中可资借鉴的唯物论美学话语资源却十分有限;二是在破坏"旧美学"的入手处,他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物反映论的方法路径作为唯一"合法性"的美学原则;三是在美学的批判发展中,蔡仪总是处于学理的"捍卫"与"补救"上,而非方法论的彻底"反思"与"调整",这种微观上的"自我补救"与理论完善注定只能是大发展中的小改动,于全盘无碍。     

美学思维指向辨正:回到常识

中国当代美学,虽然诸说繁多,热点频仍,但因"思维指向"的迷误,常见大而无当、玄虚莫测、脱离实际、不能有效地回答与"美感"相关的常识性问题,有的甚至越来越远离了这类问题。这种状况,与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类乎"集体无意识"的"唯心主义心态禁忌"以及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有关言论似不无关联。我们的美学研究,只有回到实际、回到常识,从"美感"出发,而不是从子虚乌有的"美的本体"出发,才可能更有作为。     

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启发和反思

王建疆的别现代主义美学逐渐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和美学界的关注,应该是中国当代美学发展中一件有益的事情。别现代主义美学至少启发我们: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和创新应该从中国当代的社会实践出发,应该明确中国当代的社会实际状况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并置和杂糅,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不能跟着西方美学亦步亦趋,邯郸学步,应该有自己的"主义"和新话语,应该能够与西方美学对话交流,并且自立于世界美学之林。别现代主义美学完全应该而且也只能是中国当代美学多元共存格局中的一元,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别现代美学、别现代主义美学的内涵建设应该更加深入持久,需要进一步完善自身"主义""新话语""新体系"的建设,达到国外学者赞誉的"哲学四边形""哲学时刻"的高度。     

“美是什么”命题辨伪──认知美学初论

"美是什么"命题的提出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以美"理念"及"美本身"的存在为思想前提的。因此,该命题一经形成就内在地含有着美是一种实体存在的答案,误导美学研究两千多年。认知美学理论认为：只有破除掉该命题的束缚,代之以"美概念表示什么"命题,才可使美学研究的思路获得解放;审美关系是在一般功利关系基础上转化而成的,其转化的关键因素,是人形成了新型的认知方式,可以对事物形象产生非功利的愉悦感觉。这种感觉被称之为"美"、形容为"美"。因此,美概念本是对主观感觉的表述,不是对任何实体性对象事物的指称,"美是什么"命题不能成立,"美本质"问题也不应存在。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与都市空间美学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历史"观念是一种时间美学的建构,时间美学因为忽视了"时间"与"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关联而导致了政治上的迷误。"生产"神话的终结引导马克思主义进入到都市空间时代。在都市空间中,发生着从时间美学向都市空间美学的嬗变,都市空间美学以同时包含主动—被动内涵的个体为审美主体,与"他者"共在游戏,同时包含着政治否定和个性解放两个方面的审美意蕴,是对康德美学在都市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世界范围内美学的科学化发展与“审美认知”转向——兼论中国当代美学应有的三个向度

当前,世界范围内以"脑科学"为中心的认知科学研究迅速发展,并在意识、艺术、审美等问题的科学化理解方面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艺术和审美活动是人类最为复杂的一种意识精神活动,对其认知神经基础和机制的探索成为科学化美学研究的主题,这种研究将使传统美学的基本问题能够在科学的框架中获得合理解释。这一趋势合乎逻辑、合乎历史地生发出"审美认知"转向。中国当代美学应该适应知识的更新发展,在新材料和新认识的基础上建构起科学化的理论形态。     

重建主体的审美化生存——兼论福柯美学化的伦理思想

面对现代理性破灭与权力渗透之下的主体危机,福柯借助于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思想和文艺复兴的人文理念,发掘出一条关于主体的审美化生存进路,试图以此来摆脱"大他者"的束缚,重新绽出生命的可能性。生存美学通过"极限体验"解构在宰制中沉沦的主体,运用建基于节制的生存策略推进身体的审美化,最终完成审美主体的重建。福柯对自由主体的执着追求,亦使以"关怀自身"为箴言的生存美学成为了美学化的伦理学。     

实践与生命的张力--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着眼

20世纪末,中国美学界出现了"生命美学"思潮,它以悖反"实践美学"为己任,又有"后实践美学"之称.然而,从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来着眼,我们就能发现其一,生命与美学的连通并非从90年代开始,对生命的审美追问早在20年代起就获得了"自觉的"理论表述,并在30年代获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其二,实践美学与生命美学也并非表面上那么剑拔弩张,实践美学也存在某种生命论的审美主义底蕴,在某种意义上,生命美学恰恰可以被视为实践美学的一种延伸.     

从"理性美学"到"感性美学"——建国60年文艺变迁的一个视角

在文化上,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堪称美学史或文化史的一对重要矛盾范畴,其流变消长折射了文化的发展历程.建国60年发生了文化、美学的历史性转型,这一转型从某种角度可以归纳为从"理性美学"到"感性美学"的变迁.本文侧重从呈现于艺术中的种种表征来分析这种转型,主要从"身体的张扬"、"视觉的奇观和物的凸显"这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美学:概念与学科——"美学"面面观

中文"美学"一词是产生于清末的一个外来词,相对妥帖的译词应是"审美学"。在运用该词的各种非学术与学术场合,(审)美学概念被赋予多层面的复杂含义。文章无意于给这个概念再增添一个定义,只是从(审)美学概念的术语产生、实际运用、学科存在方式、理论发展史、学科分类、价值意义等六方面分梳了该词的内涵与用法。     

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

综观过去半个世纪的学术历程,可以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关系论归纳为五种立场:一、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具有不同的开端,二者并行不悖、没有任何关系;二、在环境美学框架内发展生态美学;三、将环境美学等同于生态美学;四、吸收环境美学的理论资源来发展生态美学;五、参照环境美学,通过充分吸收生态学观念、彻底改造传统美学而发展生态美学。笔者坚持第五种立场,认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差异非常明显,将二者混为一谈不利于各自的健康发展。环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于"艺术审美"的"环境审美",它是对自黑格尔以来以艺术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哲学"的批判超越,其核心问题是环境审美与艺术审美的联系与区别;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生态审美",其对立面不是"艺术审美",而是传统的"非生态审美"或"没有生态意识的审美"。环境美学是就"审美对象"这个角度立论的,探讨审美对象是艺术品还是环境;生态美学是就"审美方式"这个角度立论的,其立论根基是人的生态生存和生态思维,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在生态意识引领下进行审美活动,亦即在人类的审美活动和审美体验中,如何使生态意识发挥引领作用而形成一种"生态审美方式"。     

消极的极致化写作——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的几个审美误区

消费语境中,文学艺术有时过于遵从消费逻辑和欲望的生产与再生产法则,存在一种消极的极致化写作,尤其表现在对暴力、性、丑等的放肆书写和失控叙事上,由此在"暴力美学"、"身体美学"和"丑的美学"等方面陷入审美的误区。这些误区,使当代一些极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在艺术才华的高超与精神资源的相对贫乏、审美趣味的相对低俗之间形成大的反差。     

修辞阐释：美学、意识形态与“和合”

中国自古有"修辞以立诚"、言道"和合"的大修辞观.由此出发,一种关注语言层面的修辞经验、自然融美学(修辞)阐释和意识形态(修辞)阐释于一体的艺术之"修辞阐释"可望成型.作为一种实践性、描述性的新方法论,修辞阐释不仅立意于对当下艺术理论领域本文、形式主义批评与语境、文化研究作一"整合",更是试图把"和合"品格贯彻到美学阐释内部、意识形态阐释内部和这两者之间的一次尝试与努力.     

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及其历史遗产——“十七年”时期美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

"十七年"时期,在"美学大讨论"和苏式美学话语及其研究范式推动下,美学研究逐渐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其标志是制度化的学科编制和研究人才的培养。编写美学教科书作为一项国家工程,是当时美学学科体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美学教科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需在国际比较视野中评判其得失。     

我们需要怎样的"中国美学"——兼评朱良志教授著《中国美学十五讲》

"中国美学"不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是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背景下出现的理论范式.中国美学的研究必然在"世界美学"的语境中展开,由此产生的难题形成了连通宗白华与后辈研究者的理论轨迹.对今天的中国美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标举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的当代价值,而是从一个个理论细节入手,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理渊源的知识话语在美学这一场域中的碰撞与融合.     

周来祥美学思想的自我超越--评《再论美是和谐》

本文讨论周来祥美学思想在90年代出现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的理论意义,指出这一转变的背景,是带有浓重黑格尔色彩的周来祥美学内在的两个根本缺陷--由黑格尔过于浓厚的目的论色彩和它回归式的封闭性.90年代周来祥美学的自我超越正是从这两个基本点出发的,从美学层面上思考与把握现代社会与历史,则成为和谐论美学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的契机,最终导致周来祥美学思想开始了从"体系时期"到"后体系时期"的超越.     

《庄子》中的技艺美学与工匠精神

与同时代思想家相比,庄子技艺美学思想的首要特征是具有系统性.它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认为技艺本身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来自经年累月身体实践的专门知识;二是将"技"与"道"相提并论,认为"道进于技""技兼于道",二者在审美层面是相通的;三是身怀绝技的人对"道"是有自觉性的,可以"技中见道"以"道"观"技".庄子对技艺与工匠的认知,触及了工匠精神的内核,即理想型的工匠必须心无旁骛地专注于技艺本身,要有一种超然物外的独立精神,进而保全自己的个性与创造性,成为精神自足的艺术家.     

新现象学的审美情境——对自然风景的体验

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将美学任务确定为把自然风景的体验作为实践来看待,即自然风景情感的去主观性和美学享受的直观的改造。施密茨的美学是经过实践的理论美学,不是在"加工—作品—享受"这样的模式下研究自然情感,而是依据"居住的"生活实践,即居住本身,这就是自然风景本身作为实践来看待。情境是非对象化的,没有主客的区分,使人融入其中,形成一种欣赏情境。实践是生命体验的艺术,即在自然风景的体验中,在情境中实现了实践。     

美学和审美:阿多诺之后

阿多诺认为美学的义务在于思考"经验的非同一性"。传统美学主要研究艺术边界的灰色地带,韦尔施认为阿多诺是传统美学的忠实信徒。比格尔则对先锋派用力较勤,他在《先锋派理论》中认为,正是那些真正激进的和颠覆性的先锋理念引发了将艺术作为一种体制的思考。和海德格尔一样,阿多诺也强调艺术中真理的作用。阿多诺认为伟大的作品可以等待,我们应该从我们自己的优势视角来考察过去的艺术。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一种新的艺术和审美感受力随着科技的发展而出现了。结合阿多诺从优势角度来研究过去作品的原则,本雅明的声明取得了另外的意义:置身于"属于我们的瞬间",过去的艺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而彻底地被纳入到目前或更新的艺术之中。在后现代,商业化和商品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艺术可以"找到一种方式"在审美领域里延续其生命,而不是在纯美学领域。当代艺术与当代政治非常相似:它们都已商品化。     

两种西化与两种西方美学——中国美学西化的运作机制

西方美学挟强势文化背景进入中国之后,中国美学西化无法避免,并因面临西化挑战而激活本土传统的某些方向和侧面。中国美学西化,首先是中国美学在中国本土范围内的西化,这是中国美学西化的主流。中国美学西化其实不限于中国本土。中国美学传到西方世界之后,也随之改变自己的存在样态,以利于西方学界的理解和接受,这是中国美学在异域的西化。西方美学进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种西方美学的分野:一种是存在于西方的西语西方美学,中国人没有也不可能对它进行任何加工和改造,属于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种则是存在于中国的汉译西方美学,它表达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主体性诉求,并被过滤和改写,成为中国传统的延伸。西方美学"化中国"和中国美学"化西方"的双向逆行,由趋同性话语而走向普适性理论,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对于非西方后发展国家的美学研究,对于以东西方多元美学为共同基础,使美学超越特殊地域范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学科,解构"西方中心论"并建构普世性美学理论,均具有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