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儒学圣门代代相传的精义要诀

《大学问》在王阳明师门有重要价值,被奉为教学经典。初入师门学习的人,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当下发现此心先天具有“良知”的本性,只是发现“良知”是不完整的,还必须“致良知”,王阳明借《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来解释其核心思想“致良知”。以此来说明,其思想与古圣先贤叙述的经典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一致的。     

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论真理没有阶级性的若干问题

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是我国哲学界长期争论、众说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和其它理论问题一样,被“四人帮”搞得很混乱,他们把阶级性硬塞进了真理,说什么真理也有阶级性。因此,真理有没有阶级性的争论,就同我们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我们必须以“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的谬论为靶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批判,揭穿他们关于“真理有阶级性”的谬论的实质,才能分清理论是非,拨乱反正。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王阳明“致良知”说之真义及“良知”之结构研究

在人的结构中,“良知”的地位究竟如何呢?有两条线索可供我们来思考:一个就是孟子的“良知”,“良知”即四端,这是从性的本原来讲,是人的结构中的先验层面;一个就是《大学》的格致系统,王阳明早期循朱子讲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良知”即是从“心意知物”的“知”转化而来。     

哲学问答二则

一、为什么人的知识、才能有差异?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知识有高低之分,才能有大小之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应当明白人的知识、才能是从那里来的,然后才可能正确地找出造成差异的各种原因。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上智”与“下愚”的差异是先天原因造成的,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是无法更易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驳斥了这种谬论,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和鍛炼出来的。“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毛泽东《实践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人们通过和客观事物的接触,才能获得各种知识,形成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即才能。一个闭目塞听与外部世界绝缘的人,是无所谓知识和才能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离开实践基础的“天赋”的知识、才能,脱离社会实践的“先知先觉’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坚持实践第一观点的前提下,我们就能够     

李贺诗三议

关于李贺及其诗歌的评论,遭受“四人帮”“儒法斗争”谬论的极大干扰。粉碎“四人帮”后,“星尽四方高,万物知天曙”(李贺《感讽》)。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发表了。毛主席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李贺诗很值得一读”等一系列教导,掀起了一年来文学论坛学习、讨论和研究的极高热潮。个人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感到对李贺诗歌的评论,也还须拨乱反正;而其艺术上的独创精神,更是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学习和借鉴的。本文拟概括为三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中国社会改革与“整体性”国家的破解

传统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高度合一的“整体性”国家。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使市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企业与政府一道主宰了国家政策的话语权。社会力量的弱小导致社会领域在万能市场失灵、全能政府失效之后问题迭出。中共十六大以后,党和政府开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全方位推进社会改革。但是,只有党和政府转变社会改革思路,通过发展民间组织培养一支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参与社会服务和管理,才能有效地化解经济和政治强势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才能真正地破解中国社会的“整体性”。     

论王阳明大学观的演变

王阳明中后期的大学观有明显不同。中期是从37岁的“龙场悟道”到49岁的“宸濠忠泰之变”,这一时期,他主要是按照古本对《大学》中诸工夫的先后次序作了重新排列,以揭示圣学简易明白的“诚意”之教和“知行合一”之说:后期从“宸濠忠泰之变”开始,这一时期,他主要是运用“良知”与“致良知”学说来重新解释《大学》,从而在程朱以外,另辟《大学》研究之蹊径。因此,倘若说阳明中期的大学观主要是以恢复古本《大学》为己任的话,那么后期的大学观则主要以发挥自己的“致良知”学说为目的。     

反腐倡廉又一理论建树──评《廉政建设论》

腐败现象的漫延和廉政建设的呼唤日益成为议论的焦点。坐而论道的学者本着关爱社会的良知对此一问题亦给予了相应的理论关注和评说。章育良、陈宗榆撰写的《廉政建设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政与反腐败研究》（以下简称《廉政》）一书即是顺应反腐倡廉潮流的理论成果。该书系“湖南省五个一工程一等奖”《走向对世纪论丛》之一册,共6章。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廉政工程与反腐机制建设的理论问题,新意迭出,可备一说。关于廉政的含义。人们往往把廉政狭隘地理解为廉洁政府,这是不够的。廉洁是人民对政府的起码要求或最低评估线,人民纳…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徐顽强湖北大学中文系（一）《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Ｄ，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     

刊物的品位和尊严──祝《阴山学刊》十年大庆

我已经不间断地读了整整五年的《阴山学刊》了!作为一个普通的学人、一个教了大半辈子书的教师，《阴山学刊》像国内不少优秀学术刊物一样是我的良师益友。它给予我的绝不仅仅是丰富的人文知识，它还给予我那么多的智慧道理、情感意识和生命信息。它在我的身边手头和眼前，也就成了我们之间进行心灵对话的对象。虚假的恭维是令人生厌的。我只想真诚地说：那么多刊物为什么潜伏着那么多的危机？我想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只有有文化良知和学术使命感的思想者才有可能写出一流的文章。同样，只有有思想有文化良知和学术使命感的编辑才能编出一…     

民族认同的错位:“台独”谬论剖析

台湾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刻的一部分,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这是绝大多数炎黄子孙的共识。但“台独”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种种谬论为自己辨解,《民族认同的错位:“台独”谬论剖析》一文,在反驳“台独”谬论的同时,探讨、剖析了“台独”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产生“台独”的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马列主义两条战线斗争的科学理论不容篡改

“四人帮”是阴险狡猾的反马克思主义骗子。他们不仅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装扮自己,还特别擅长于用极“左”的一套来冒充马克思主义。为了维护他们极“左”的那一套,他们捏造了一种谬论,叫做社会主义时期反修只能反右不能反“左”,谁反“左”谁没好下场,“反极左就是反对革命”。这种谬论,在思想和理论上造成极大的混乱,必须彻底清算,才能解放思想,理直气壮地投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     

现代诚信建设的基本任务

崔宜明在《学术月刊》2 0 0 4年第2期撰文《契约关系与诚信》指出,中国道德传统中的诚信本于“天人关系”,以天赋良知为基础,所展开的语境是纵向的义务服从关系。现代诚信本于“契约关系”,所指向者是人、他人,所展开的语境是横向的权利平等关系。现代诚信以社会权利为基础,不是天赋良知的发现和实现,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是个人利益的实现。现代诚信建设的基础是观念的变革和建设,核心是信用制度的建设,关键是公信建设。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法律和舆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官员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乃至以个人的“政绩”为公共行政目…     

王夫之与程朱陆王格致论比较

格物致知一语 ,最早出自《礼记·大学》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但是 ,什么是格物致知 ,《大学》本身没有做出解释。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 :“格 ,来也 ;物 ,事也。其知于善深 ,则来善物 ;知于恶深 ,则来恶物 ,言事缘人所好来也。”说明格物致知的意义在于以观念制约行为 ,道德规范社会。北宋司马光专门写了一篇《致知在格物论》,把“格”解释为“御” ,认为只有御物 ,才能“知正道”。这种解释开始赋予格物致知以认识论的意义。但是 ,明确将格物致知引入认识论是程朱的发明。二程和朱熹都曾改写《大学》 ,补写《格物致知》章 …     

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并怀念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达同志,本刊特发表李达同志于一九二一年四月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此文最早刊载于《新青年》第九卷第一号,尖锐地驳斥了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谬论,有力地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良知分体用与性命要兼修——江右王门后学刘邦采的良知本体工夫论

刘邦采是江右王门后学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运用比较观照的方法,通过先师王阳明的思想来透视弟子刘邦采的思想。可见刘邦采的“良知无见成”“良知分体用”的良知本体论与“性命兼修”“致虚致实”的良知工夫论虽从阳明学中可以引出,但实有别开新路的趋向。刘邦采渐离阳明之学别开新路的趋向有二：一是“良知无见成”与“良知分体用”偏离阳明“良知当下具足”与“良知只是一个”的良知本体论;二是‘复真阳”的“良知回归路’’与“性命兼修、立体致用”的“两种工夫”偏离阳明“致良知”的“良知扩充路”与“本体即工夫、工夫即本体”的“一个工夫”。刘邦采考察了德性的内在根据和修养的现实工夫,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心理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支援意识。     

海德格尔原始伦理学的意蕴

传统伦理学所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而海德格尔则从伦理学的本义出发,认为伦理学应该以观审人的“在世”与“住所”来彰显存在的意义。他通过对此在生存论的现象学描述,揭示出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意义遮蔽的世界。此在只有聆听“良知”的呼唤,才能领悟存在的意义并回归本真的存在。这一思路虽然有其极端的方面,却为我们反思现代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洛克《政府论两篇》中两种政府合法性理论的对比分析

“合法性”（ legitimacy)是政治学有关国家理论及民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考察政府合法性理论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图通过对洛克《政府论两篇》的对比分析,来展现两种不同的政府合法性理论,以期达到对政府合法性理论有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