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宅基地有偿取得与土地分利集团的崛起——以浙北D镇为考察对象

村组织是体制性宅基地治理单位,其与宅基地资源治理单位边界的不重合,埋下了宅基地取得过程中权力寻租的萌芽.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带来宅基地强财产属性;另一方面,村民自治制度实践存在瑕疵,乡镇一级具有强烈的地利谋取冲动,宅基地有偿取得成为乡村治理主线.乡村组织与富裕阶层结成土地分利集团,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宅基地分利秩序.这带来村庄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挤压了中下层村民的居住权益.无权者为争取生存尊严"出气"式维权,带来了乡村的再政治化及深刻的治理危机.宅基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决策应正视和保障大众的居住利益.     

基于城乡统筹发展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探析

现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造成土地资源大量闲置浪费、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阻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等,提出建立宅基地强制登记、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宅基地有偿使用、实行多元化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方式等制度创新建议。     

基于宅基地制度改革的贫困农户住房保障及其对策研究——以黑龙江省9县（区）3370户农户为样本

宅基地制度是实现住房保障的一项基础性制度,通过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有助于系统解决贫困农户人员聚集、宅基地取得和建房资金筹措方面的难题,平衡宅基地的住房保障和资产功能之间的关系。文章以黑龙江省9县(区)为调查区域,对样本区域住房无保障贫困农户家庭特征以及现行住房保障措施进行调查与分析,探索如何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解决贫困农户住房保障问题。研究发现:现行住房保障措施存在顶层设计不足、覆盖范围有限、资金压力大以及未充分有效利用存量宅基地的普遍性问题。结合全国宅基地试点改革经验,建议优化宅基地空间布局、构建农村宅基地分类有序退出机制、搭建农村住房及宅基地交易平台、探索建立宅基地置换机制,为贫困农户住房保障提供用地和资金保障。     

论我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是我国《物权法》专章规定的一项用益物权.传统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因其体现国家对农民基本生存权的保障之政策导向,与农民集体成员的属性紧密相关,取得主体具有身份性特征,客体也只存在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之上具有特定性,使用上的无偿性和不确定期限性等特殊性更使其处分权能设计存在诸多限制.然而,从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之本质属性、福利功能实现方式多元化之必要性、社会发展对传统效率与公平的挑战以及城乡差别发展趋向诸角度分析,建立高效开放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实属必要.应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用途管制、二级流转监控等方面完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调整机制,把握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适度性和合理性.     

资源下乡与分利秩序的形成

资源输入时期,国家向农村输入大量项目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探讨下乡资源的分配和使用逻辑,能够更加深刻地考察新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研究发现,在项目资源分配环节,特殊主义的项目资源分配模式形成了资源分配的权力—利益网络;在项目落地环节,钉子户崛起引起了村庄精英替代。这种资源分配和使用的样态可以用"分利秩序"这一概念来概括。分利秩序是一种非正式的资源分配规则,它以"权力"为分配中介,具有广泛性、隐蔽性和自我稳固性的特征,其结果是公共资源的"私人化"。这种结构化的利益分配模式吞噬了大量国家资源,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深入考察还会发现,在资源汲取与输入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形态是由农村社会的组织程度决定的,因而将农民组织起来是解决资源输入过程中所存在问题的根本办法。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路径

宅基地使用权禁止流转制度使得实践中规避法律的行为十分普遍,形成错综复杂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住房交易的"隐形市场",为土地使用权的正常流转埋下了隐患,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势在必行."房随地走、地随房走"原则已成为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障碍.如何在现有制度框架下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解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应是研究的方向.通过"两步走"的完善方式,先建立宅基地有期限、有偿使用制度及完善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制度,最终实现集体土地的国有化,纳入统一的土地流转方式.由此既解决了现实存在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问题,又从根本上解决了宅基地属性问题,因此,是经济成本、社会成本较低的合理解决方式.     

海南省宅基地“三权”分置试点方案之比较研究

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正在推进,海南结合本省情况对宅基地“三权”分置开展试点探索。三亚市试点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宅基地退出、收回和整治基础上,为第三方设立宅基地经营权的“两权”分置模式,且允许设立物权性质宅基地经营权,该探索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与突破性。文昌市试点既探索了农户基于宅基地使用权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于农户暂时退出的宅基地,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三权”分置模式,也探索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农户永久退出宅基地的基础上将债权性质宅基地利用权流转给第三方的“两权”分置模式,该探索更具有全面性。三亚市与文昌市的试点方案均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新时代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实践考察与制度回应

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宅基地制度正经历深刻变革,在宅基地规范管理、盘活利用与保障农民居住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宅基地制度改革复杂且敏感,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宅基地功能定位、权利实现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当下宅基地制度改革既要顺应新时代发展要求,又要回应现实挑战,以在促进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宅基地制度改革应遵循法治要求,在坚守宅基地社会保障价值的同时肯认“房地一体”原则下的经济功能,从落实集体所有权、明晰宅基地初始取得规则,推进宅基地适度流转、健全宅基地使用权消灭制度等方面搭建宅基地制度框架,同时明确规则要点,以回应宅基地制度改革面临的三大矛盾。     

宅基地建房限制流转的法经济学分析

物权法立法过程中对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能否自由转让的问题存在重大争议.物权法最终并未对该问题做出直接规定,而现行最新规定仍然不允许自由转让.本文首先总结了我国学者对该问题的不同观点和理由;由于认为这些观点和理由缺乏系统性和较强的说服力,本文试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政府监管制度的理论框架,从克服市场失灵问题、实现分配目标、出于父母式关爱主义和服务于利益集团私利四个方面的可能理由来系统地分析和解释我国现有的农村宅基地建房的限制流转制度.本文认为,现阶段的宅基地建房限制流转制度不利于保护公共利益,也不利于实现政府分配目标--保护农民利益,而放开该限制则将有利于农民利益和农村经济发展.     

派性村庄政治下的农民上访研究

派性村庄内的农民上访行动兼具个体意志与派性意志的双重特征。农民上访的个体意志使得个体的上访行动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内涵,而派性意志使得上访行动具备明显的政治斗争意图。在派性村庄政治下,农民上访变成了派性斗争的工具,国家权力则在上访行动中变成了派性斗争倚重的工具。通过农民上访和国家权力的干预,村庄派性之间的权力格局被重新塑造,同时国家权力也通过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塑造及上访活动的回应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村庄内的派性政治衍生了上访事件,同时也构建了上访事件的再生产机制。     

变了味的“农民上楼”

一场"农民上楼"运动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但一些地方拆村并居的目标是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调     

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国内—国际互动的解释

近期,英国"脱欧"以及美国退出或威胁退出一系列国际制度的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家退出行为的关注。这种"退群"行为会对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有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当国家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出现收益损耗时,国家通常会面临退出、呼吁改革和沉默三种基本选项。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国内利益和偏好及国际制度的约束力等国内国际因素,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共同推动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国家退出的偏好最终转化为退出的决策,也受到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缚。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判断国家退出行为成本收益的重要指标,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则是国家退出能否在国内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交易的制度分析

保障功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农村宅基地的主要功能.随着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宅基地保障性功能逐步弱化,资产性的交易功能和增值功能已经成为重要的制度需求.宅基地交易的制度缺失致使交易双方交易成本和合约成本增加.通过进一步深化农村地权体制改革和构建城乡统筹的土地交易市场,不仅能高效集约利用稀缺土地资源,而且有助于调整城乡财富的利益分配格局.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新代理人”:项目进村中的村治主体研究

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新代理人"成为描述当前村治主体角色性质的核心概念。契合当前项目进村要求,进而满足村庄社会项目诉求是"新代理人"形成的权威基础。在基层政府"悬浮"的背景下,村治主体的谋利冲动与村庄社会的项目诉求相互交织,村庄中交际能力强、关系网络广且关系重心和利益空间在村庄之外的部分村民登上村庄政治舞台。"新代理人"的治理实践表现出一种利益治理的逻辑,这实质上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治理困境的延续。在村庄社会增量逻辑的主导下,以"新代理人"为核心要素的村庄权力结构呈现固化态势。"新代理人"与传统代理人在权威来源、精英替代逻辑、治理机制和治理绩效等方面存在显著不同,这也凸显出"新代理人"概念所蕴含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新代理人"脱离于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双重规制,是基层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议题。     

嬗变与超越: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 ,村民自治面临着嬗变与超越的契机。城市化促进传统的封闭式村庄向现代的开放式村庄转型 ,作为村治主体的农民其现代性亦随之在不断增强 ,基于此村庄法理秩序的建构具备了更多基础性条件 ;伴随城市化进程 ,“村居”转制渐成一种趋势 ,对此应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 ;此外 ,城市化还是城乡基层民主互动的一种重要社会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民主化的乡村社会对于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进力量。     

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基本态势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亚太地区"权力转移"的进程。当前,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呈现出以下三个基本态势:首先,亚太地区出现了经济和安全主导权分离的迹象,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各领风骚的权力架构呼之欲出;其次,由于"崛起国"满足于既有国际秩序且"主导国"接纳"崛起国",因而,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将以和平方式进行;最后,亚太地区的"权力转移"与地区性国际机制的建设平行推进。     

论海洋秩序演变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

全球海洋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海洋秩序从权力竞争的无序状态发展为以规则和机制为中心阶段后的产物。与此同时,作为海洋秩序的重要内容,海洋治理体系的架构也反映了秩序的权力与规则的安排结构。当前,国际和南海地区海洋秩序深度调整,海洋治理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抓住当前南海海洋秩序调整的机遇,通过完善规则与规范、建立区域海洋治理合作机制网络,建立起基于规则的南海海洋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一道牢牢抓住主导权,并扮演与自身国力和地区影响力相匹配的角色。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 ;大国崛起必然触及国际秩序建构 ,中国必须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 ,应从区域秩序着手 ,同时强调以完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 ,逐步加强在国际秩序建设的议程创设能力 ,成为积极的、建设性的和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塑造者。     

论市场分配

市场经济的分配,是各个市场主体在商品的市场交换过程中发生的分配关系,是通过商品的交换价格而对商品所有者进行的利益分配.参与市场分配的前提是将劳动产品和服务以及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作为商品提供到市场上进行交易,价值规律是支配市场分配的客观规律.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和完全、充分、平等的市场竞争,以及超经济的行政权力退出市场分配领域,是市场分配得以建立、健全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