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团主义视域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法团主义理论为基础,以授权、控制和垄断性等概念为分析工具,运用个案研究方法对上海市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这一议题,做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分析与探讨。从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来看,由个案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可以提出以下两个创新概念：“庇护性国家法团主义”和“层级性国家法团主义” 。采用同样的理论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发现是: 它们正经历着一个由“直柱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向“漏斗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状态”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多少显现了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出现了模糊的分界。     

公民社会发展的法团主义之道--能促型国家与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增权

在过去20多年间,大量新型社团涌现,众多官办社团也开始培育其自主性.在教育与学术、工商管理、文化娱乐和专业人士领域,社团的发展更加迅速.社团空间的监管体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法团主义特征,高度强调国家的控制,同时在社团的唯一性、代表性、垄断性等方面,施加严格限制.推进公民社会发展之道在于打破国家与社会零和博弈的陈腐观念,代之以国家与社会相互增权的新理念.国家发挥能促性角色,走向社会法团主义,推进民间组织在社会公益领域中发展,反过来可以有效增强国家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     

社会学的"品格"和"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框架

社会学是为解决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世界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整体危机而诞生的一门学科.这决定了社会学关注结构与秩序、寻求社会与政治整合的学科"品格".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群体化生活方式之一,其本质属性在于塑造和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秩序;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指的是国家之外的非政治领域.经由洛克、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两者的关系被认为是社会结构与秩序的重要来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及相关的市民社会、法团主义等理论契舍了社会学的"品格",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与秩序,但需要保持一种本土化警觉.     

核心组织的架空：强政府下社团运作分析——对H市Y社团的个案研究*

以国家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作分析,国内许多由政府出面组建的社会团体大多采用主动依附性的生存策略,在强政府那里获得认可、授权和相应的垄断性地位。这可能是一种中国特色,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国内社会团体的空间在慢慢放大。不过,这是一个“先整合、后分化”的过程,这种状态表明了中国目前存在着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建构协同: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研究 ——基于日本3个城市的文本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的深化和公共问题的复杂化,建构多元主体间的协同关系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的关键.其中代表国家的政府与代表社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研究,一直备受学者关注,基于法团主义、市民社会等理论促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建构的核心要素,有助于理清双方边界,更有助于践行协同治理...     

政策网络理论:政策过程的新范式

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国家与社会功能分化初显端倪并逐渐使得国家决策主体结构出现分权化、部门化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时,整个社会的去中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建立在国家与社会截然"二分"基础上的政策过程理论之多元主义范式与法团主义范式,对此政策过程的诠释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于是政策网络理论应运而生.本文在简要阐述政策网络理论兴起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它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比较分析了政策网络理论、多元主义与法团主义,以试图进一步勾勒出政策网络理论的理论轮廓.     

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已有文献及新的研究方向

20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研究被重新确立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研究得到了深入和系统的发展,并对各个相关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围绕“国家为何”,“国家何为”以及“国家何以为”三方面的问题梳理已有文献.在关于“国家为何”的研究中存在着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新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中的国家四种研究路径；在关于“国家何为”的文献中,围绕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应该以及实际扮演的角色,研究者日益开始注意到转型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抛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形成了市民社会研究、农村选举政治研究以及发展型国家研究三个成果颇丰的研究领域.在“国家何以为”的文献中,“国家能力”以及“国家基础权力”的研究强调国家能力相对于国家政权类型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对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分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进而,针对中国政治的有关研究大致上形成了三个新的发展方向,包括当代中国国家制度变迁的研究、国家与社会转型国家的研究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公民社会：发展与前瞻

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迅速崛起。公民社会能够沟通政府与公民,重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制约政府权力,推进民主进程,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与冲突。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历史文化传统、当政者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环境、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发展、公民社会自身的缺陷等一系列现实障碍。我国应该正视当下公民社会官民二重性的客观现实,借鉴后发国家已经成功的法团主义路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由国家法团主义向社会法团主义的转型。     

根本法、市民法、公民法和社会法--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法体系初探

宪法不是公法,而是高于私法也高于公法的根本法.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产生了公私法的划分,也就是市民法和公民法.现代社会,公私法的融合造成全新的社会法.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自觉地把社会法视为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一条通途.     

市民社会与中国选择——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谈起

市民社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国家和社会相互博弈的结果,其内涵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市民社会理论经历了两次转向:由启蒙时期的政治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再由近代经济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向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转变。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一成不变的则是其对自由的追求、对矛盾的争辩、以及对认同的渴望,这也构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三个核心要素。因此,本文提出"自由—矛盾—认同"的逻辑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由—独立的价值理念、非零和博弈的观察视角、沟通模式的制度化取向,此三者也是中国市民社会本土化出路的关键。     

俄罗斯的市民社会诉求与"法治国家"定位

俄罗斯"法治国家"的理论路径是与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进程相回应的,并以市民社会为其逻辑起点,即认为市民社会构成了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秩序诉求提供了法治国家的价值原则;公民法律意识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这不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结构转型条件下的法治要求和特有关怀,也反映了俄罗斯国家控制能力衰弱和市民社会"畸变"背景下的法律秩序要求.文章指出,要推进法治,不仅要推进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化进程,更重要的是确立二者良性互动关系,而不可简单移植和照搬西方.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中等国家与全球多边治理

尽管中等国家的概念内涵存在争议,但是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利益、共有观念和认同等使其成为塑造全球多边治理的重要力量。中等国家可根据不同情势,灵活选择个体主义、社会交往及制度主义方式中的一种或多种,旨在实现全球多边治理的系列目标和努力提升它们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现实层面来看,多边主义是中等国家在准确定位自身能力之后而形成的"利他"与"利己"彼此交错的优先选择,但这种选择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治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理论的再出发

治理理论的兴起拓展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分析架构 ,它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的传统对立 ,凸显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实现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和可行性 ,它是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范式。但治理也存在失范和失效现象 ,治理研究亟待深入。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普京主义”

乌克兰局部事件和俄罗斯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引起学者们再度关注普京政府的主权式民主和普京主义的基本问题。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构过程中,具有主权式民主色彩的"普京主义",以适应渐进改革的可控性作为现实基础,发展出强调主权独立与动态政治过程的主权性特征,体现在文化价值、政府—社会互动以及经济政策等多个方面。普京主义的治国理念孕育在普京及其政府启动的主权式民主治理举措之中,将强有力的国家决策权威作为发展目标,关注民生和创新型经济,同时离不开军事潜力与外交、经济手段的并重,宣扬一种突出宗教价值和道德基础的新思想。     

从单一"政府定位"到多元"社会选择"--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

中国社会的开放和治理结构变革使原有的政治化、行政化、一体化的社会走向开放化、市场化和多元化.这种变化推动着国家权力的分化转移和社会公民意识的显现表达,从根本上改变了全能政府的角色和地位,政府通过提升自身能力、实现社会整合、增进社会福利的新的公共管理方式,实现利益重新分配,促进社会公正.其中,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结构正日益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模式转变,最终实现"善治"的基本力量.本文即以温州商会这一社会中介组织为切入点探讨环境法第三调整机制变革与温州商会的环保功能拓展问题.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重构国家、重新引导国家权力

人们可以用"国家"这个概念指称很多不同的对象,因此,有效的国家理论必须包含多重维度,并且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加以分别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类型,例如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指现代国家的所有形式和特点;而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则把资本积累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逻辑.     

转型社会中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当今社会重要的理论问题。本文着重从转型社会这一角度来探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新型关系,并在政治国家至上的前提下,利用国家力量实现市民社会的良性转型和主体力量的转换。本文认为,国家至上,政治国家优于市民社会,即新国家主义的发展。国家要干预市民社会,要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发展,利用国家强制力来推动社会结构的转型,并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这是中国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新型关系的主体力量．特。县转趔社会后．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开启制约中国老年公共服务发展瓶颈

由于老龄化社会的提前到来,使得我们这个“未富先老”的前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财政上更加矛盾百出,捉襟见肘。按照国际上的通常界定,公共服务系指由政府系统为市民所提供的福利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医疗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