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基地”建设,全方位构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工科数学教学平台

在知识、素质与能力的三维空间中,全方位构建了集教与学为一体,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为一体,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为一体,传统教学模式与现代教学模式为一体的大学工科数学教学平台,显著地提高了工科数学的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学术与政治的互动——以真德秀与徐元杰经筵进读为例

通过真德秀与徐元杰的经筵讲读记录,可知士大夫以君德圣治成就为旨归的经典诠释、君臣经筵学问与治道的切磋、经筵留身后的时政探讨与信息交流,不仅拓展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渠道与帝王政治决策的信息来源,而且为君臣在价值理念与治国策略上达成共识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君臣共治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础,呈现了士大夫以经筵为平台,以学术介入政治的动态过程。     

毛泽东对列宁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列宁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轨迹,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思想,阐明了文艺与生活、与人民、与革命等辩证关系,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引。毛泽东将列宁文艺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生活是唯一源泉的文艺本质、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方向、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革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一系列科学论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文艺思想。     

陈独秀筑牢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进路

从历史进程而言,陈独秀对“科学”理解的嬗变与重塑是其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不可或缺之前提。受中西、落后与文明框架影响,陈独秀早期将科学理解为自然科学与社会进化论的混杂体,使其更容易向往西方政治体系。1917年初至1920年,陈独秀科学观在嬗变中重塑。他对科学内涵、方法、精神理解的深化为其审视、接纳马克思主义预留了空间,以科学为信仰奠基观念的形成,则为其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铺平了道路。陈独秀循科学进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科学在中国的交融影响深远,不仅为党的创建积聚了力量,亦为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吹响了前奏、奠定了基础。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儒家文化的碰撞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系列的冲突与碰撞 ,主要表现为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现代人学观念与儒家人学观念之间的冲突 ,通过冲突与碰撞在中国文学中确立了新的道德观念、人学观念和审美观念 ,完成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党内集中教育：推进党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通过党内集中教育推进自我革命。延安整风开创了党内集中教育的先河,创造了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形态。延安整风以理论学习为整风前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重要法宝、以调查研究为基本环节,其具体实践体现了持续性与阶段性、内驱性与他驱性、现实性与创新性等鲜明特征,为新时代全党始终牢记强化理论学习、永葆自我革命精神、秉持问题意识提供重要启示。     

沈北新区水资源与景观规划设计结合初探

以沈北新区景观规划设计为例,提出了水资源是构成城市景观的重要内容的观点,从水资源与城市化进程、水资源与生态效应、水资源与功能需求、水资源与文化传承、水资源与旅游经济、水资源与景观设计等方面论述了水资源在景观规划设计中的重要作用,阐述了水资源必须与景观规划设计有机结合,才能形成以水资源为核心的景观规划空间格局,从而极大地提升水资源赋予城市的生态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梅山蛮先民之古越新探

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梅山蛮溯源为起点,以＂参考神话,还原历史＂为目标,查找、梳理、辨识先秦述苗典籍,对＂古越与梅山蛮＂、＂大禹与会稽山＂、＂会稽山与瑶族＂、＂平王与高王＂、＂水浸天门与伏牺兄妹＂、＂茅、苗、梅的意义＂等问题作了新的探究,昭显了古越文化影响现代瑶族的踪迹。     

多伦多大学的学生选择自由及其办学启示——从“以学生为本”的视角探析

以多伦多大学为案例,讨论了以＂学生为本＂的高等教育的性质、特征与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的政策设计与实践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钱穆论新亚教育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将他对高等教育的理念在新亚书院付诸实践。他提倡以人文主义为教育宗旨,沟通中西文化,正确处理校风与学风、求学与做人、学业与事业、事业与职业的关系。他提倡的通识教育被延用至今。钱穆对高等教育的深刻阐释为现代大学精神的培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启示。     

笼天地于形内 挫万物于笔端——读“新归来者”代表诗人雪丰谷的诗歌

现代汉语诗歌有两个诗学源头,一个是中国古典诗歌,一个是西方现代诗歌。它们对现代汉语诗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传统诗学的角度,对＂新归来者诗群＂的代表性诗人雪丰谷的诗歌风格及其形成、诗歌题材拓展等方面进行粗浅的探析。     

有根的诗学 ——叶维廉诗学与道家美学

叶维廉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诗学大家,其诗学的根深植于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同时又极富理论智慧和世界眼光。叶维廉诗学的特点在于其把诗学建设自觉纳入一种道家文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诠释,或者也可以说是从一种道家文化的眼光来诠释诗学问题。有根的诗学使叶维廉先生的诗学进一步超越了对于文学规律的寻求,而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美学和诗的哲学的境界。     

泰戈尔散文诗的特色和中国品质

泰戈尔的散文诗有三个特色 :以平淡为美 ,以随意见长 ,以静穆为大。宋诗具有散文诗的特征 ,这提供了对泰戈尔散文诗进行比较研究的契合点。泰戈尔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 ,他钻研过中国大哲学家的著作和大诗人的作品。泰戈尔的散文诗中包含着中国诗歌的美学品质 ,因而特别容易为中国读者所接受。泰戈尔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 ,客观上可以视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一种积极成果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臧克家的中国式题材——论臧克家建国前的诗歌创作

臧克家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他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中国风格.本文主要论述他建国前作品中的中国式题材所体现的中国风格,即有"风骨"的现实主义精神,现代的"山水田园诗",亲历战争生活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无派别的兼容并收.他的中国风格是开放性的,是随着诗人的创作实践而不断完整的.     

论徐志摩的诗学理念

人们对徐志摩的诗歌写作研究较多,而对其诗学理念方面探讨得比较少,本文想通过徐志摩对诗的本体论、诗与形式、诗与人格、诗与真诚等诗学关键问题的发现与见解,来探讨他的诗学理念和对中国现代诗学的独特贡献.     

学院诗人的非学院化写作——以吴投文为例

作为学院诗人的吴投文其诗歌的“学院”特征并不明显,而是鲜明地体现了对体制、学院、精英等身份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由此出发对生活、生命做出了富于洞察力和诗意的表达。他的诗情感内敛、不动声色,近乎“零度写作”;在表达上则简单、直接、少修饰、不繁复,有“极简主义”的特征;在语言方面则以口语为主,充分地扬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深得口语诗歌之真谛。     

庞德意象诗与中国古典诗歌

20世纪英美意象派诗歌的创始人埃兹拉.庞德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以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为支撑,庞德提出了以"意象"为其核心范畴的意象派理论。由于中西文学在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和审美价值体系等方面存在差异,庞德在接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两者诗学理论主张有别,庞德意象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     

艾青诗歌的启示美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艾青的诗歌创作是相当突出的。对他的诗歌作现实主义的分析和定位已成为流俗。如果从启示美的思路来考察艾青诗歌,可以提供全新的视角,对于理解艾青诗歌也更全面。同时,循此思路观察20世纪中国文学,也会获得新的启示。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