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研究简论

本文从墨学研究概况、基本特征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代墨学研究。把近代墨学的发展划分为乾嘉奠基时期、19世纪下半叶发展时期、20世纪前30年三个发展阶段。认为后两个阶段的代表人物分别是孙诒让、梁启超与胡适。从墨学研究方法上看,近代墨学研究的历程也是近代墨学研究方法论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可以反观近代学术方法近代化的历程。     

《墨学通论》评介

孙中原著《墨学通论》纳入我主编的《国学丛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台湾红业出版公司在海峡两岸分别印行中文简繁体字本。这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研究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不可忽略墨学。在我主编的《国学丛书》选题计划中,也包含墨学一项。孙中原在60年代初曾从汪奠基、沈有鼎研治含《墨子》在内的古代文献,专     

史学的超越与定位——“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 0 2年 8月 2 1日至 2 3日 ,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浙江大学社会思想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由近 40位学者参加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 10 0周年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的 9个不同学科领域 ,包括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经济学、法学、考古学和心理学 ,这是人文社科领域内相当少见的一次多学科间的跨学科交流。此次会议旨在深入反思梁启超的《新史学》对其后 10 0年间中国史学的影响 ,直面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原有的理论和叙述模式所遭遇的来自其他…     

清代的墨学研究

清代的墨学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即清初低沉期、乾嘉复兴期、清末高潮期。低沉期的九十二年间仅出现三种墨学整理著作。复兴期的八十五年间 ,墨学刊本、校注本、札记等出现了十五种 ,此期墨学研究的兴盛 ,主要在于《墨子》文本的整理 ,它与整个乾嘉时期以校注、考据为代表的学术繁荣是相一致的。高潮期的九十一年间产生了墨学整理、研究著作四十四种 ,成果最著者是墨家社会政治学说的研究 ,这与过去的义理之学的研究传统有关系 ,可以使那些训练有素的今文学家们 ,不太费力地结合西方近代研究方法 ,对《墨子》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学说进行归纳、分析和综合 ,从而获得新的研究成果。从清代墨家思想学说的过程中 ,最可看出中国知识士子那一贯的传统心态。正是一种忧患意识 ,导致了墨学研究的昌盛 ,推动了墨学研究的深入     

巍巍丰碑贯古今——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版)

我的案头上摆着两部赵靖先生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 ,一部是北京大学出版社 1 991～ 1 998年陆续出版的 1～ 4卷平装版、米黄色封面 ;一部是该出版社 2 0 0 2年出版的 ,经过作者们精心修订的黑红色封面精装 4卷版 ,极精美且极具收藏价值。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领域的一部鸿篇巨制 ,是赵靖先生带着他的学生们“十年磨一剑”,呕心沥血的结晶 ,谌称一座 2 0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 ,代表了这一学科历尽百年沧桑 (从 1 90 2年梁启超的《生计学小史》算起 )之后的最高学术水平。作为后学之辈 ,捧着这部 4…     

《新书》《淮南子》等所见西汉前期的墨学流传--“墨学中绝”说的再检讨

《新语》、《新书》、《韩诗外传》、《淮南子》等西汉前期人的著述中 ,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说明此时期墨学地位与儒家难分仲伯。西汉前期人十分明了儒墨学说的种种对立 ,说明此时期墨家思想学说依旧在流传。那么清代汪中、孙诒让等人所说的“墨学西汉中绝论”便有失检点 ,可见盲目崇信前人成说的学术态度并不足取。     

郭沫若的墨学研究

墨学研究是郭沫若学术生涯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他对先秦墨学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然而,他除了对墨家的救世的精神稍加肯定外,几乎持全盘否定态度。他从孔、墨比较出发,认为墨家是秩序守成代表者。至于《墨经》,郭沫若从经典解读入手,认为其中包含着观点完全对立的两派,代表着墨家后学不同的派别。郭沫若墨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时代政治的背景影响着其研究的学术价值。     

梁启超与墨子之兼爱说

梁启超以与西方思想理论相参照为方法,客观、系统地详细地分析了墨学产生的社会根源,墨学的体系,墨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墨学与先秦其他诸子的学说的异同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揭示出了墨学的普遍价值。     

论谭戒甫先生治墨学之道

谭戒甫先生几乎毕生从事《墨经》研究,旁及诸子其他、楚辞、金文,著作甚丰,成绩卓著。所著《墨辨发微》等墨学著作,构建了谭氏墨学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谭先生成功的奥秘主要是:一“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二“取重于辩学”,“穷神殚智”与“两个发现”;三“学过电机工程的基础”加上“涉猎旁门杂术”。此外,学问无穷尽,不断地提高自我,实现自我学术升华,这也是谭先生在数十年中的亲身体验。     

“海洋国家”理念影响下梁启超的华侨研究

从1899年的《论中国人种之将来》《爱国论》《商会议》《论商业会议所之益》始,至1919年的《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写有20多篇事涉华侨或专门研究华侨的文章,"海洋国家"理念在华侨研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海权理论是他研究华侨问题的思想资源,"华侨殖民论"是他建构的理论。梁启超具有国际视野,善于用比较方法进行华侨研究,这有力地凸显了"海洋国家"理念。梁启超的"华侨殖民论"是华侨研究学术史上的一种重要学说,有服务于近代中国海洋国家建设的应用价值;在"海洋强国"战略语境下,该理论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王季思与20世纪戏曲研究——以《西厢记》研究为例

在20世纪众多的戏曲研究者中,王季思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位。王季思对20世纪学术史的重要贡献与深远影响,不仅集中体现在他对《西厢记》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他为20世纪戏曲研究学术力量的培养与整合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上。他亲历了20世纪戏曲研究的发展与变化的完整过程,从学术理念到学术方法等多方面体现了20世纪戏曲学术史的显著特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王季思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戏曲研究者之一。     

今日山花昨日风——人才学专家王通讯序跋述评（一）

序跋之体,中外有之。序跋之于学术有推波助澜之功,通过对我国著名人才学家王通讯序跋的收集、整理和挖掘,就其所掌握的100多篇序跋,分别从序跋所阐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实践的角度,就王通讯先生有关中国人才研究历史、人才规律、人才开发、人才方法论、人才实践的人才思想,以及他从开创人才学事业那一天起,为促使人才学分支学科发育、推动人才学基础理论研究、扶植青年人才研究者成长的所做实践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在评述王通讯自身长期致力于人才学系统思想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就王通讯的科学治学精神、谦谨的学人品性、著文做事的认真态度,以及提携后进、培育人才的故事进行了深度探秘,精致地揭示了中国人才学研究的高端学者和在学术上公认的优秀领军人物[1]的学术人生风采。     

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掀起的"扬墨"的研究热潮,让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显学"。而郭沫若却在这个时期抱有与大部分学者截然不同的、非墨的立场出现在这场思想风潮中。通过研究郭沫若1920—1923年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研究成果,分析郭沫若对墨学态度由推崇转为批判,与"泛神论"思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联系。     

近十年来儒墨对比问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术界在儒墨对比问题方面的研究仍集中在爱人、尊贤、修身、仁义、义利、忠孝、节俭、天命鬼神、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分析论述上,涉及两家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区别与联系,并出现了用出土简帛等新资料进行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总体上比较两家区别的论述多,而探讨二者之间联系及应用的论述较少。     

如此学术——析张功耀教授之著述

张功耀教授挑起新世纪初中医废存之争并非是学术研究活动。＂告别中医中药＂等一些著述采用的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方法。其许多著述都缺乏基本的严谨性,存在许多知识性、逻辑性的谬误。     

叶斯柏森其人其学在中国——纪念语坛先哲叶斯柏森逝世70周年

叶斯柏森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世界著名的丹麦语言学家,在语言学诸多领域占有重要位置.为让令人后学更好地了解叶斯柏森其人其学以及我国学者对叶斯柏森理论学说的研究历程,本文介绍叶斯柏森语言研究道路,分析叶斯柏森代表性论著,探讨其学术思想和研究重点,进而将中国学界对叶斯柏森理论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加以总结,从五个方面指出研究过程存在的问题.     

试论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谋略

以高校学术期刊的发展为大背景 ,从谋略的角度 ,对其施谋的主体、对象、目的、焦点进行了深入探讨 ,指出了高等学校学术期刊发展 ,施谋主体要充分明确学术刊物的目标定位和高度重视学术的原创 ,施谋对象要加大对高校学报的经济投入和注重栏目的合理设置。与此同时 ,还要注意分析其施谋的目的与焦点 ,并选择对全局最有意义的突破口 ,全面提高学术刊物的质量 ,进而实现对高校学术刊物学术地位的提升。     

从《淮南子》到《太平经》中的墨学——异端沉浮与汉代学术政治变迁

墨学在汉代经历了一个从公开讨论到肢解吸收到再附会曲说的过程 ,在这个显———隐———变的学术命运中 ,我们不仅可以考见墨学由先秦“显学”到后世“绝学”的变化过程 ,而且可以明显看到汉代政治对学术的巨大影响。分析墨学的这一历史变迁能给当代学术研究提供深刻的启示。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