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发展的逻辑与趋向

本文认为，如何从儒家内在的理论立场出发未有通道德理性与理智理性，如何从素重德性的儒学传统中发展出知性主休，以为理智理性在儒学传统中确立内在根据，内在地决定了现代新儒学之发展嬗变。就贯通德性与理性的不同方式而言，现代新儒家分为“尊德性”与“道同学”两个系统。从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尊德性”一系的理路在现时代已经到了尽头，而“道问学”一系在实现了根本性变革之后，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它不仅推进了儒学的现代化，而且使儒学获得了崭新的存在形态。     

论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

扬雄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发展在汉代无人可比 ,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足够的认识。面对西汉末年的神学经学的危机 ,扬雄自比于以“正人心 ,息邪说”为使命的孟子 ,从学理上树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学术正宗的观念 ,张扬人本主义理念 ,目的在于扫除董仲舒以来的神学泛滥及道、法等学派思想的抬头 ;扬雄借鉴道、墨等诸子的思想 ,丰富和发展了先秦儒学的内涵 ;他在儒学指向上突出“内圣” ,拓展了孔、孟重视个体人格的道德自律及自我完善的一面 ,有利于矫正汉代神学经学在促使士人人格自觉上的苍白乏力     

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

本文在对《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详细探讨了董仲舒在汉武帝建立新儒学的强烈愿望驱使下，重建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作者认为，董仲舒自《天人三策》提出的“纯任儒教”治国，到《春秋繁露》中的“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的宇宙图式，以及“无为而治”、“生杀兼备”、“阳尊阴卑”的政治理论，标志着全面吸收“黄老之学”和建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的完成，并最终使新儒学代替“黄老之学”，取得了政治、学术上的“独尊”地位。     

论扬雄“尚智”的理性精神——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晚年致力于"纯儒学"的建构,仿《论语》作《法言》,将他的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法言》一书中。《法言》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尚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理性精神突出体现在其经学观、圣人观、人性观、政治观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儒学人性论的统合与创新发展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是中国儒学两种主要的人性论，且传统中以性善论为主流，除此之外还有扬雄的善恶混、董仲舒的性三品等诸说莫衷一是。随着阳明学之弊的出现，以及阳明后学在惩忿窒欲中遇到欲恶难以根除的困难，加上传入的西方宗教性恶论的刺激，儒者对性恶论的重视随之渐显，儒学性善论亦面临挑战。在此影响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方以智正视恶，以“正”“余”论为基础，开创性地将《周易》的飞伏引入人性论，突出性善论与性恶论彼此包含的柔性，建构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相对的、动态的人性论，并由此统合中国儒学的主流人性论。此外，方以智还以“无善恶”与“有善恶”的交轮，来有效救治重视超越之“无善恶”的龙溪学流弊。通过善的统摄与反统，恶既受到善的统摄，龙溪学的“无善恶”亦受到善的反统，从而在正视恶时，更有利于防范性恶论的风险。总之，方以智的人性论既能有效应对儒学内部出现的恶欲难除与无善之弊，在重视恶的现实性时，亦能形成整体导向性善的合力，维护儒学主流的性善论。     

儒学与战国时期社会互动研究

在乱离的战国之世,早期儒学还处于“不治而议论”阶段,但由于战国儒者的推动,它却以开放的姿态在其他地域得以广泛传播.在此过程中,儒学与其他区域文化,与战国诸子学形成了互动关系,为其在新时期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滋养.当然,儒学能够成为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显学”,从根本上说,应与孔子学说“述而不作”的特质有关.早期儒家集此前诸贤哲智慧之大成,使其成为由“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转变中“道术”的新载体.     

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略谈韩愈与扬雄

作为一代文宗和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代表人物韩愈,他一生始终以恪守和阐扬儒家之道为己任,为振兴儒学做了毕生的努力。在他极力推尊的古圣先贤中,除孔孟之外,对于西汉时的扬雄甚为仰慕。声言“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不难看出,韩愈对扬雄的思想理论、道德、文章是很倾心的。     

扬雄汉赋：中西文明交流与互鉴之桥

扬雄作为一代汉赋大家，其文学成就吸引了众多海外汉学家的关注。然而，由于时代背景、文化模子和诗学传统的不同，海外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在对扬雄汉赋中的儒家思想、扬雄汉赋创作中的模仿手法以及扬雄赋论中的“悔赋”言论等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充分认识海外汉学界对扬雄的研究视角、范式和观点，有利于国内学界以扬雄汉赋为桥梁实现中西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助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

论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途径与方法张家成李班传统儒家学说以“明德”为本。儒家所谓的“为学”就是要学作“大人”、“圣人”，儒学的主要经典几乎都是围绕如何学作“圣人”立论的。因而，“为学”的本质内容即是道德修养论。宋明时期，儒学以理学的形式得到了复兴。随着儒...     

文化复兴的困局与出路——从“内圣开新”到“公共儒学”

为了破解近代以降中华民族面对的文化困局，国人提出了不少解决方案，而内圣开新是主流思路，并成为现代古典学的主流范式。最近，学者邓曦泽对内圣开新思路进行了严格、尖锐的批评，并提出了超越性方案——公共儒学。公共儒学运用“问题＋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论，从公共交往角度论证了历史文化的价值，即以儒学为主的历史文化之重要价值乃是作为古今一贯的思想共源与公共交往平台，促进公共交往，以之为基础，可以得出文化复兴的操作性方案，因此，它是有效的。     

梁漱溟“新孔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新孔学”以复兴儒学为归趣，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本文着重指出，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辩证的反动”，“新孔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治人之道 莫重于祭——论儒学的祭礼及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儒学“五礼”，祭礼居首，最为重要。讲祭礼在整个儒学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体现了儒学所具有的宗教色彩。但儒学不是宗教，它讲祭祀是要通过祭礼的形式推行教化，以达到“治人”的目的。儒学的祭礼也因此而被历代统治者所首肯，成为正统的宗教礼仪制度，并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儒学复兴”──兼论“儒家资本主义”及其他

儒学已死，并且看不到近期复活的迹象，因而“儒学复兴”说是误用词汇和幻象。经济与文化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文化发展．分析表明，推动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不是儒学，而是民族文化传统。儒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典籍、论著等“死材料”有些还能体现活着的文化传统。中国现代化可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在全国确立普遍的规范体系，而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很难生长出这样的规范体系。最后指出，中国文化的本性不具扩张性、进攻性，驳斥了“儒家文化的攻势”说。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唐君毅论儒学的宗教性

从儒学义理内涵看，儒学具有信仰和超越性的双重内涵，儒教为“本心本性即天心天性”的天人合德之教，儒学既是一种哲学理论形态，又是“儒教”，仁心本性为一切宗教精神与信仰之根源。从祭祀礼仪制度层面看，“三祭”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活动，重对神的报恩。天地、祖先、圣贤的图像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自然与历史秩序之中，可使人超越当前现实世界，又可使心灵不陷溺于对超世的想象中，实现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在纯宗教心灵观照下的不脱节。因此唐君毅认为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家的超越智慧涵盖了西方的宗教智慧。     

太谷学派"圣功秘诀":"心息相依"

太谷学派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民间学派,其学自称“圣功”,而以“心息相依”为圣功要义和“秘诀”。它来源于南宗道教“性命双修”,太谷学派据此重现解释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本性,而主要是重新解释儒学,给传统儒学的一系列基本观念赋予自己的特别内涵,从而在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三教合一的文化发展趋势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新的思想体系。     

扬雄的因革论

扬雄的因革论强调客观、真实、自然和时代现实性，坚持儒学正宗地位，以儒融通道、墨诸家，在丰富发展儒学思想中为王充、葛洪、刘勰等文论家之因革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渊源。     

“实学”概念刍议——从顾宪成的“实学”概念说起

通过对顾宪成的“实学”概念的考察,我们发现,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只触及到“实学”概念的第二层含义,即认为实学既包括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形而下功利之学。对于实学的第一层含义,即道体、性体之善未曾深究过。通过对实学这两层含义的追究,我们看到,“实学”不是相对于儒学的一种独立存在,也不是儒学的一种次生品,它是儒学在遇到挑战后的一次本能反应和自我凸显。在与其他学说尤其是佛学的对抗中,儒士们看到了儒学不同于佛学的显著特征,便给了它这个看似新奇的名字——“实学”。